刚健自强的基本精神
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是柔静的文化。应该指出，这是从表面看问题。道家宣扬柔静，老子“贵柔”，周敦颐提倡“主静”，固然都有一定影响，但这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仅仅推崇“柔静”，是不可能创造出灿烂的文化业绩的。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的，应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态度。孔子重视“刚”，他的生活态度是“为之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这是一种积极有为的态度。孔子的这些思想，《易传》有进一步的发展。《易传》提出：“刚健”观念，赞扬刚健精神，“刚健而文明”，“刚健笃实辉光”。《易传》提出“自强不息”的原则：“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倡导的“自强不息”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古往今来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奋勇前进。现在多数哲学史工作者都认为《易传》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但在历史上，从两汉以至近代，多数学者认为《易传》是孔子撰写的著作，所以“刚健”学说就是以孔子的名义在历史上起作用的，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
儒家的刚健思想与道家的柔静思想并行对峙，但刚健思想占有主导地位。王弼注《易》，以老解孔，释《复卦》“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说：“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这把寂静看作绝对的。程颐注《易》，矫正王弼的观点，他说：“一阳复天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这肯定了动的重要性。
墨家的生活态度比儒家更积极，“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墨家的苦行主义难以普遍推广，汉代以后，墨学中绝了。在中国文化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孔学。到了近代，孔学也过时了。
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
孔子学说还有一个精湛的观点，即“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可以说是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论语》又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事人”、“知生”是道德修养问题，“事鬼”、“知生”是宗教家的问题。孔子不愿谈论鬼神和死后的问题，显示了对于宗教的冷淡态度。孔子以后，孟荀以至宋儒都继承了孔子的这种观点，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
德力分离的不良倾向
孔子鼓吹道德教育，但不能认识德与力是相辅相成的。墨家强调“竭力从事”，把“力”看作实行道德的一个条件。在这一问题上，墨家是正确的。墨学中绝，墨家尚力的学说没有得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偏重道德的提高，忽视力量的培养。事实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相成互济的，如果物质力量虚弱不实，精神境界也就难以提高。以力压人，以势凌人，是不文明的现象。没有物质基础的道德说教也是起不了实际作用的。
继往与创新的关系问题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学风对于保持历史遗产起着积极作用，但是也引起了因循守旧的不良倾向。墨子主张述而且作，“古之善者则述之，令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这种态度较孔子“述而不作”为进步。但墨子又说：“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捃粟也。”主张自己创新却反对别人创新，这就不好了。
汉代独尊儒术以后，经学占据了统治地位，束缚了人们的独立思考，阻塞了探索未知领域的前进道路。除少数学者之外，多数人都缺乏创新精神。在西方近代初期，不打破神学的统治就难以革新；在中国，不打破经学的束缚也难以前进。中国近代学术远远落后于西方，因循守旧的习气窒息了创新的生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创新即是发现新情况，揭示新规律，发明新器具，从而开阔发展的新阶段。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创新，但是创新仍应以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