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诀世(9)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卢作孚临危受命,民生放弃当年最后五个月的商业运输,将上万吨重的重要机器和军械物资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运到武汉,再运往宜昌。

川江处于枯水期边缘,大轮船航行的时间只有40天,让人心急如焚。按民生运力,运送需要一年时间。卢作孚召开通宵会议,采取三段航行法,除极重要且卸载困难的设备直接运输到重庆,其他物资在三峡或万县先卸载,以后再转运。航行时间上采取白天航行,夜间装卸,不放过一分一秒运输物资时间,最大限度发挥公司的运输能力。

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卢作这样孚描述他们浩浩荡荡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每晨宜昌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几只轮船回来,当着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紧张地装货。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在日本战机狂轰滥炸下,经过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川江穿梭,到宜昌沦陷,民生运送人员150余万人,货物100余万吨,为中国抗战保存残存的元气。没有民生危难时刻的大抢运,中国长江上游的大后方不可能有大量的钢铁厂、兵工厂和纺织厂迅速投入生产。没有军事物资,中国军队赤手空拳,拿什么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上前线,没有做生意”的民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员工牺牲117人,伤残76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高层邀请下,卢作孚从香港来归,并让公司海外18艘商船陆续返回大陆。他两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多次与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见面。

与领导畅谈中,他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期望。就像最初参加辛亥革命立志一样,卢作孚从来不希望自己仅仅是一个商人。他想做改革家,打破苟安的现实,经商只是实现抱负的手段。所以,很多人把卢作孚称为“清教徒”--为而不有,公而忘私。

他终身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社会财富,和家人却过着清贫的生活。和徐润们的最大区别是,卢作孚一家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屋和土地,住房租自民生,按月付费;他饮食简单,困难时期吃饱都困难;他工资不高,兼任几十家企业董事长所得收入全用于公益事业;他不愿当官,形势所迫,曾义务任交通部次长等职,一旦任务完成,立刻弃官……卢作孚曾感叹,“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它可以安慰灵魂,沉溺终身,感动人心,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临难毋苟免”是心声,也是宿命。

像这样的人,新中国以反贪污为目标的运动中,怎会牵扯其中?局势的发展,向来出人意料。一张精心编织的弥天大网从天落下,渴求“求仁得仁”的卢作孚冤屈致死。

1952年,全国“五反”运动。此时,民生财务千疮百孔,公司面临上万员工发不出工资的资金困难,旗下“民铎”轮触礁沉没,更是雪上加霜。

财务危机始于新中国成立前。宜昌大撤退,卢作孚树大招风。孔祥熙、宋子文对民生念念不忘,不愿妥协的卢作孚遭受报复。他在加拿大贷款购船,宋子文对借款担保托词百般推脱。加上内战、军差频繁,通货膨胀严重,民生摇摇欲坠,无度扩张的后遗症在危机中浮出水面。

1952年,忧心如焚的卢作孚第一次求助北京,中央决定破例提供旧人民币1000亿元(合今1000万元)贷款,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转告。卢自杀前两天,北京来电确认此事,获知消息的民生副总经理童少生未告之卢作孚。卢死前下午,共事多年的二人同坐办公室,童没有说一句话。直至卢逝世,童少生一拍脑袋:“把这事忘记了”,一句话的轻描淡写,却是阴阳两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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