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办公楼的大厅位于二层。要想走到街上，还必须坐步行梯下楼。
法兰克·诺沃维抬起头，顶着大眼袋和一脸疲惫，冷漠地看着周围的世界。但是，他的态度因人而异。“早上好，方施华先生。”他说。
“法兰克，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当然。”
蒂姆踏上自动扶梯，脚还在不停走。他回头对法兰克说，“能陪我走一会儿吗？”
法兰克从椅子上起身，半天才追上蒂姆，蒂姆已经走到底楼大厅的中部了。“有什么能效劳的？方施华先生。”
“楼梯间里有个人。”
“什么人？”
“无家可归的人。”
“在咱们的楼梯间？”
“你知道他在这儿什么吗？”
他走进旋转门，示意让法兰克跟上，推开玻璃门走到外面。
城市生活的冲击，总是出人意料。距离他在办公桌前的状态好像很遥远。出租车、小汽车、货运卡车、骑自行车送外卖的服务员们。不同的脸孔，犹如不同的国旗。一位哈希德派犹太人推着小车在他面前的人群中穿行。人行道上还有一些融雪用的盐渍，寒冷已经将他吞噬。他在冷风中行走，一路向北，朝着中央公园的方向。大风将旧报纸卷起，吹动围巾的边角。大衣后摆不断拍打着他的身体。他咬紧牙关，哆哆嗦嗦。可怜的法兰克，突然被叫出来，只穿了标准的保安制服夹克。但是，法兰克却尽职尽责地跟着他，穿梭在寒风中。
他能让法兰克回去帮忙拿背包吗？这样的话，法兰克就得回到大楼，等电梯，穿过走廊，再下来。那时候，法兰克找他就只能如同大海捞针。
“法兰克，”他说，“霍布斯今天晚些时候要来。”
“方施华先生，您记得那人在哪层楼吗？”
“三十几层？”
法兰克从腰间取下对讲机。“两分钟后，他就会被请出办公楼。”
“谢谢你，法兰克。”
法兰克将对讲机竖起放在嘴边，进行呼叫。对方传来一个声音。他正在对话时，蒂姆打断他，说：“等一下。”法兰克中止谈话，将对讲机放下，边走边等着听进一步指示。“等等，法兰克。”
他们走到十字路口，很多行人在等交通灯。他拐进小街，在单行线的反方向行走，虽然他不能理解自己这近乎神秘的行为，但可使自己免遭车祸。法兰克跟着他。某种自我保护机制引导他躲过红灯、车流和任何其他潜在的危险，就像猫的直觉。尤格斯医生曾经认为，他的这种行为说明，在某种有意识或潜意识层面，他是能够自我控制的。但是，科克斯医生又说，人类自身的无意识机制，特别是自我保护本能非常强大，足以操控甚至决定大脑的具体运作机制。一个认为他的问题出在大脑，另一个则认为出在身体。起初，他相信其中一位医生的诊断，并且听取他的意见；接着，他又相信另一位医生的诊断，然后听从他的指导。现在，当最后一辆车经过十字路口后，他和法兰克过了马路。所有的好奇心和智慧都已用尽，尤格斯和科克斯也没能开出真正的药方。谢谢你们那些完美的理论，专家和专业人士，谢谢你们的空头支票。法兰克一直扭头看蒂姆。
“我想，你还是不要管那人了，”蒂姆说，“让他待在那儿吧。”
“我以为您想让他走。”
“现在不想了。”他说。
他想起了前一天自己在非洲发廊的经历。白人走进黑人的发廊，请求庇护，黑人妇女给他提供折椅。还是那个白人，看到无家可归的黑人在寻找歇脚的地方，居然要把他赶回外面的冰天雪地中。弘法大师很久以前关于因果报应的失衡有可能导致物质分裂，从而引发他的出走疾病的说法再一次被证明是空谈，现在他只想举止得体。“就当是帮我一个忙。”他说。
他转头，发现法兰克鹅蛋般光溜的头上奇迹般地出现了一顶黑色羊绒帽。“市里有很多很好、很暖和的收容中心，方施华先生。”
“嗯，没错。”他说，“但是很奇怪，我恰好认识这个人。法兰克，他是我中学同学，这些年过得不太好。你能不能帮个忙，让他想待多久就待多久，保证不被其他人打扰？”
“我不知道他是你的朋友。”
“嗯，算是朋友，很久以前认识的。”
“包在我身上，方施华先生。”法兰克说，又拿出对讲机说了些什么。
“法兰克，我还想请你帮个忙，”他说，“能把你的帽子借给我吗？”
法兰克毫不犹豫地将帽子交给他，仿佛那本就是为蒂姆准备的帽子，刚才他戴着只不过是临时存放。蒂姆戴上帽子，把耳朵别在帽檐里。“谢谢你，法兰克。”他说。
“您是不是又停不下来了，方施华先生？”
蒂姆面色苍白，惊讶万分。公司里没人知道这事儿——他一直小心翼翼，守口如瓶。之前两次请假，他都解释为，是珍妮一直在跟癌症作斗争。但是，现在他想知道：有人了解他请假的真正原因吗？到底多少人了解？还是，就像他们说的，保安部门的法兰克·诺沃维总是第一个得知各种消息的人？
“什么停不下来？”
“您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况。”法兰克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胡话，法兰克。”
“哦，没事了，就当我没说。”
“你现在可以回去上班了。”
“好的，方施华先生。”可法兰克继续跟着他，“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方施华先生？”
从来就没人能真正帮上什么忙。珍妮可以将他铐在床头，直到他的手腕再也无法承受；贝卡可以假装理解他所经历的一切，直到逃出房间；巴达塞里安可以重新阅读医学杂志，再约一次核磁共振检查；梅奥诊所的人们又可以皱着眉头跟着他在罗切斯特的郊区转悠；克利夫兰的考利医生可以推荐基于病人的“健康保健寻求行为”心理评估；蒙特勒的欧拉医生可以再次摆摆手；雅里·托普洛夫斯基可以再准备一份蝙蝠翼提取物的混合物；苏菲·里吉娜可以用精神引导生命能量的熏香为他理疗，再次开启他的通道，将他的身心瑜伽化、灵气化和规范化，成为一个坚实的整体——但是那该死的病又复发了。病人与疾病和绝望抗争的前后两大盾牌——希望与否认，都消失了。
“你可以给我太太打电话，”他最后说，“告诉她等我的电话。”
曾经有神医提醒过他，让他注意一下自己对科技的依赖问题。电子邮件、掌上电脑、语音邮件均是消耗自我的现代科技的组成部分。它们使得关于自我的想法和意识不断地、不受压制地出现。谁给我打电话，谁给我发短信，谁要找我，我，我，我。每次在路上，“自我”取代了美景和天际线，扰乱了微妙的沉思法则。“自我”被从世界的数字化嚣叫中斩断，“自我”再次变为天空、小鸟、树木。
上次发病前的几个月时间里，他没碰过任何鼠标和键盘。可体内的疾病因子还是倔犟地生长、复发。所以，即便是神医的诊断，也不过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