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振亚
当年，姜亮夫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听陈寅恪先生的课，总是自愧外文根底太差。陈先生引印度文、巴利文以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他都听不懂，就是英文、法文，也无法完全听懂，所以感到非常苦恼。去问吧，那就要不停地问，而陈先生的身体太虚弱，天一冷就要穿上两件皮袄，怎能忍心老是问呢？陈先生书读得这样多，学问这么好，身体这么差，仍然在刻苦用功，每个星期都要进城两天，跟人家去学西夏文、蒙古文。作为学生，姜亮夫感到无地自容。可是，感到无地自容的姜亮夫，以后也成了大学问家。费孝通在清华做学生的时候，曾跟俄籍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教授学习人类学。为了安排费去广西大瑶山进行人类学调查，史先生不仅为其装备了全副人体测量仪器，还从德国订购了一套当时质量最好的照相机。另外，史先生知道西南山区的蚂蟥厉害，随时会爬到腿上吸血，专门为费及其同行的妻子各订制一双坚实牢固的长筒皮靴。在学习体质人类学课程时，他特地向生物学系借了一间实验室，让费能够独自在实验室工作，又联系驻清河部队与北京监狱，让费去测量士兵与犯人的体质。费说：我跟史氏学习虽只两年，但受用却是越老越感到深刻。
优生学家潘光旦，曾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他有一次在学生集会上讲话，讲到他抽查图书借阅情况，发现借阅最多的书是“中文白话小说”，说明现在学生有多懒，光看小说不说，连文言的、外文的都不看，这怎么得了！潘先生这段话讲得很激动。想不到，作为图书馆长的潘光旦，还管到同学借书读书的情况，依然不忘教书育人，忧心学生不读那些动脑筋的书，只求消遣，不事学问。
在西南联大时，殷海光选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课，郑先生在德国留过学，对康德哲学有很深的造诣。当他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就对殷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了，下去自己看书好了。”于是，殷就不再来上课了，通过看书自学，期末照样取得这门功课的最高分数。殷海光选金岳霖的逻辑课，金先生则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澳国回来，他讲得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于是，殷就去听王宪钧的课了。金岳霖与郑昕都是西南联大的名教授、哲学界的泰斗人物，但在这位天资卓异的学生面前，他们想的不是自己的师道尊严，而是不要让学生在自己这里浪费时间。当杨振宁、李政道得知自己获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两人不约而同地首先写信告诉当年的老师吴大猷，让老师分享自己的喜悦。一时，吴大猷名声大增。然而，吴先生只为他们获奖而高兴，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功劳，当然更不会借风张扬。他说：“实则我不过适逢其会，在那时那地遇上他们而已。譬如两粒钻石，不管放在哪里，终还是钻石。”
清史专家王仲翰在燕京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兼做讲师，手里有点闲钱，常与朋友出去喝酒。有一次喝醉了，摔在马路边上，被人告到校长司徒雷登那里，并要求给予处分。司徒雷登找到王的老师洪业先生。洪先生说：“王仲翰最听邓之诚先生的话，我告诉邓先生，让他来处理。”邓听到这件事，打电话叫王到他家去一趟。王到了邓家，进门就看到桌上有一杯白酒，约有一两的样子。邓先生问：“你昨天喝酒啦？”然后说：“你如果想喝酒，我家里有的是，你随时都可以来喝嘛！”意思是告诉他不要去外面喝酒。王喝完那杯酒，邓说：“好了，你回去吧。”王就走了。
那时的老师，即使在今天，依然不失当年的风骨。
蒋天枢先生晚年放弃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工作，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于20世纪80年代初完成《陈寅恪文集》，全书约300万字。文集出版后，出版社付给他三千元的整理费，他说：“学生为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结果钱被全部退回。
世纪90年代，山西大学人事处动员马作楫教授填表申请国务院特殊津贴。马回答说：“常风先生都没申请，我不够格。”结果一直就没有申请。马作楫1923年出生，1946年入山西大学读书，1948年在上海出版诗集《忧郁》，1950年毕业留校。曾任中文系副主任，山西写作学会会长，出版诗集多种，是山西大学名教授，山西的诗人大多出自他的门下。以影响与资格，马如申报，评上是没问题的。只因师辈没有申请，他自己也就不申请了。
费孝通晚年写过一篇回忆潘光旦的文章，说到他与老师辈的差距。他说：“潘先生那一代，只在意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做事对得起良心；自己这一代，则在意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做事做人要的是个面子。”到了现在的老师，已经不知是费老口中的第几代了，这就难免让人总想起那时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