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非
有个学生写随笔引用一段西方人的话：如果你的麦捆遗落在地里了，那就不用去找了，你已经把它留给了流浪人，你已经把它留给了贫弱者，你已经把它留给了捡麦穗的孩子……我看了之后静思半晌，作为教育者，我们应当把这样的仁爱教给学生。
可是，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里，会有另一种让你解脱的方法。比如，大家会劝说：“祸福相倚”，“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很可能，你在跑回去拿那麦捆时，脚崴了，一个月不能动弹；也有可能，失足掉到河里；很可能，天上惊雷闪电，结果……总之，“吃亏是福”，“难得糊涂”……于是你觉得，那捆麦子丢了就丢了吧。
虽然都没有去寻找那遗落在田野的麦捆，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境界。
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方，有这样的习俗，乡里人会把屋檐造得宽一些，这样主人不在家时，过路人可以在下面躲雨。在边疆荒凉的古道边，会有一些简易小屋，里面备有柴火食物，让孤独的赶路人歇脚御寒。
中国文化中讲慈悲的内容其实并不少，但我们中国毕竟是疏于行动的民族。柏杨说过，讲团结，中国人能写出一大部书，但是很难走到一起，“三个和尚没水喝”。同样，孔子宣传“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我们见得更多的是三个人谁也不服谁。同样的原因，生活中的慈悲之心和仁爱之举就不太多，现在中国的社会捐款仍然有“摊派”现象。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看了欧文·肖的《富人·穷人》，印象很深。有次作文命题，我想试着让学生做做这个题目，不想全体同仁担忧，说导向容易偏，会出麻烦。虽然我并不想坚持这个题目，却通过这件事想到，若全社会嫌贫爱富，对穷人存有偏见，这个社会麻烦就大了。
台湾省的证严法师当年是个普通的比丘尼，有一次她遇到三个天主教的修女，彼此交流了对宗教的认识。修女临别时表示对佛教有了理解，但是她们对佛教不开展慈善事业表示不解。证严因此受到触动，后来才有了规模宏大的慈济功德会的工作。当时，花莲县的家庭妇女每天从买菜的钱中省下五角钱捐给功德会，有人图省事，一个月一次捐１５元。证严说，一次捐１５元，只发了一个善愿，每天放五角钱在罐子里，是每天在发一个善愿啊。
我因而想到，多年以来我们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究竟落实在什么位置上，宣传家、教育家能不能给孩子们说清楚？说清楚之后能不能做点榜样？如果这么多年仍然只是让学生背背教条，那还不如让学生每天都能发一个善愿，并且学会“留点麦穗在田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