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茂
在没有悠久尊师传统的美国，最杰出的教师被称为“英雄”。
我最早了解到的美国名师，便是莱福·艾斯奎斯。在很多方面，这位名师非常“中国”。但是，他给学生留的作业非常少，学生大多数时间都在看自己喜爱的书籍或练习器乐、排练莎翁戏剧；他从来不对学生高声说话，不让他们丢面子；他有一身“找钱”的好本事，热衷于带学生远足。更令人称奇的是，他创立了一个类似于市场经济的游戏来管理班级，这是我了解到的最有趣、最有意义的学生奖惩制度。
比起艾斯奎斯，克拉克的成名晚了很多，但人气却一点也不差。他的５５条班规或许是最全面、最有操作性的学生行为规范。其实，与其说是“行为规范”，不如说是“礼仪修养”，克拉克坚信并证明它是学生学习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他对中国教师最好的忠告或许是：提高成绩不必为“应试而教”，有很多办法可以让学习变得有趣，同时实现教学的最高水准，并提高考试分数。
而比格勒和凯德是对所教学科的专业性有较高要求的中学教师的杰出代表。
在理科名校执教历史的比格勒坚信，理工人才不能因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专长而缺失人文精神剑走偏锋。“我们努力让他们明白，人文学科给予他们的是判断力。”比格勒把公立学校视为文明的战场，“教给学生理性启蒙与文化财富，是任课教师参与的一场关键战斗。”他担心“如果我们未能成功地教育好我们的年轻人，不出一代我们便回到了蛮荒时代”。比格勒通过让学生模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来给学生讲故事，鼓励他们大量阅读，走访历史遗迹，利用互联网进行研究，撰写“历史信件”，教活了历史。
凯德是美国“十大科学教师”之一，她的“蟋蟀课堂”一定会给我们很多启示———让学生学会观察，是做研究的第一步。她希望教给学生发现问题、实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并坚信，“培养学生在寻求问题答案时娴熟地运用逻辑探究方法，对国家来讲是一件大事”。她希望学生“无论将来从事什么职业，在面对一个新的问题时，都能头脑敏锐，创造性地把问题解决掉”。她还希望学生能够把在课堂上获得的自尊和自信迁移到他们的生活中，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处理生活中的各种事情，以负责任的态度去影响和帮助他人———这充分体现了一位优秀科学教师的人文情怀。
如今，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为旗帜的教育改革正在由联邦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罗杰斯和卡姆拉斯便是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来的“教师领袖”。
罗杰斯从一个“跟风”的教师成长为“用数据说话”的教师，这意味着把教学方法的研究建立在客观数据的基础上，以测评为指导，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罗杰斯在当选“全国年度教师”后主动去了当地最差的一所学校，负责提高学校的教学成绩。她认为教师的职责是为每一个儿童找到学习的最好方法和资料，同时帮助他们完成社会性发展与情感发展；为了学生的进步，教师必须以关爱、积极的态度接纳学生的全部，并认识到每个孩子的学习进度都不相同。
卡姆拉斯是从支教志愿者成长起来的、以消除教育不公为己任的杰出青年教师。虽然是“半路出家”，但卡姆拉斯悟性极高，他的课堂管理诀窍令人不得不服。他的数学课让我们看到了各种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包括最新的教育技术。他把跟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对上路视为教学的最大挑战。教学之余，卡姆拉斯还组织学生学习摄影，用摄影作品来表达自己及与社区的沟通。如今，卡姆拉斯正努力在教育政策上发挥自己的作用，撰文传播他的“教师新政”。
德雷珀原本是一位教高中毕业班的英语教师，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走上了作家的道路，成为美国最成功的作家教师。她最初的写作动力是部分学生不喜欢读指定的课文，因而她努力为年轻人写他们自己的故事，虽然主题很沉重，但她希望他们在谈论这些艰难生活现实的过程中变得坚强起来，希望他们因为她的文字而能生活得更好。德雷珀是全美国最早一批获得全国认证的专业教师，她将教师与学生的良性关系视为点燃真正教育的火花。
她呼吁给予教师专业从业者的地位———她对潜在教师、师范生和新教师的建议，让我们感受到她那份特有的“专业”。
对于具有教育理想主义情怀的人来说，黛博拉·梅耶尔的出现一定会令人兴奋不已。
梅耶尔的成功不是建立在考试分数上，而是建立在学生进入大学后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的大量事实证据之上。在她创办的学校里，学生像博士生那样上课、答辩。她认为当今教育的主要问题出在儿童与成人的疏离，促进学生学习的最佳方式是改进教与学的关系。梅耶尔坚信，缩小学校规模，在教师、家长和学生中营造相互信任的氛围，给予教师更大的自主权，再加上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就一定能取得成效。
如今，美国的主流教改并没有选择梅耶尔的道路，但梅耶尔并不孤立，她代表着一种教育哲学和力量———一种在美国必然存在的哲学和力量。缺少了她，我们极易对美国教育产生误解。
或许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所有文明，都集中体现在了教师的身上。中美两国最杰出教师之间的差异，隐藏着两国教育与文化层次的不同。如果我们足够虚心，我们应该将之视为差距；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危机感，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可怕的差距；如果我们还有足够的勇气，我们应该将之视为一个挑战。
当我们期盼中国的比尔·盖茨时，我们能期盼中国的艾斯奎斯、比格勒、卡姆拉斯和梅耶尔吗？
在我们不再情愿把教师比作蜡烛和春蚕之后，我们能将我们的教师称为英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