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军队成了镇压人民的工具。我们的军队不仅在自己的国家受到法律的限制，而且他们还积极地从事于推动全世界的人权和法制事业的发展。在像格鲁吉亚共和国这样动荡的地方，那些曾经隶属于前苏联军队的部分士兵，正在接受美国海军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标准训练，从而使他们只服从法律的命令并且还尊重基本人权。20世纪40年代后期《日内瓦公约》通过后不久，美国就欣然接受了这个公约。在朝鲜问题和其他纷争上，我们都一直严格按公约办事。事实上，宪兵队在保护犯人和拥护《日内瓦公约》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美国宪兵队在海地就美国军事情报局胡乱审问一事提起了诉讼。在伊拉克，美国士兵和宪兵队正在向伊拉克同伴们介绍法律制度的意义。
鉴于良好的军事传统，我们可以放心，他们三个候选人无论谁赢得下届总统大选，都会认为“阿布扎比事件”是一次意外，也会同意“阿布扎比事件”代表着平民的想法而不是军事警察的想法。大多数美国军队成员认为，“阿布扎比事件”正如一个指挥官所说的“在伊拉克服役的15万士兵应受到谴责的非典型事件”。
当然，我知道你们许多人在想什么。2004年4月28日，当我得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曝光了在巴格达阿布扎比监狱美国士兵的所作所为，第一批令人无法容忍的虐囚照片后，我对军队和法律制度的看法是否会改变？我的答案很简单：美国国防部的反应是迅速、全面的，武装民事指挥官们的反应则要略逊一筹。国防部立即将17个士兵和军官撤职，还有7个士兵因失职、虐待、剧烈殴打罪犯等罪名被指控。从2004年5月到2005年9月，有几名士兵在军事法庭上被判入狱，同时被不光彩地剥夺了服役权利。两名士兵分别在2005年1月14日和2005年9月26日结束的审判中，被判十年和三年监禁。那个声称既没有意识到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次级军官审讯犯人事件的监狱指挥官，被降职到中校。最有意义的是，为对阿布扎比监狱虐囚事件负责，美国军队动用了201军事智力营，这是美国军方成立的四个高度专业化和训练有素的联合审讯营之一。为支持全世界军事活动，这些审讯营会将完成拘留人员检测和审讯的使命。
在我准备今天的演讲稿期间，我借助了一些资源来获得灵感，其中一个是担任过主任的托尼·克鲁曼教授给耶鲁法学院2004届毕业生做的演讲。你们肯定会非常高兴地了解到，作为法学院的一名教师，我能够以19.95美元的折扣价，在“演讲稿撰写人”网站上买到了他的这篇稿子。
托尼跟毕业生们谈到一些成为优秀的律师必须具备的品质，他强调了判断力和勇气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没有勇气，我们作为律师是不可能履行在律师这个职业中所要承担的道德上的责任。勇气是律师和士兵都需要具备的品质。
正如孔子所说：“见义不为，无勇也。”
托尼指出：“当法官被别人的辩论说服时，她知道自己已陷入两难的境地，她需要勇气继续辩论下去。当维护法律的正义因安全和团结的目的而需要妥协时，律师们必须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伸张正义。这不仅仅需要准确地判断出哪些地方自由受到限制的能力，还需要勇气。因为，很少有人会对法律保护的力度太大或太松提出异议，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危险真正近在咫尺时。任何对自卫方式的限制都显得天真或愚蠢。一个律师如果怀疑自己的委托人做了错事，他需要勇气同委托人当面对质。”
我想接着托尼谈论的话题继续展开：如果当面对质不起作用，会发生什么事情。由于各种原因，律师如何采取下一步行动，来应对腐败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放弃，可以妥协，也可以拒绝以任何方式与委托人同流合污。
现在，如果我是你，我对这一点的看法是：梅西，作为终身聘用教授队伍中的一员，难道你有资格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给即将步入一个不稳定的职场的人提建议，教他们怎样以及何时去质疑他们的委托人并放弃他们的工作？在大学终身聘用教授这个舒适的职位上，去鼓励人们拿自己的职业冒险是不是很轻松？答案当然是“是的”，这样说说是很简单，但是你们的职业并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糟糕。
当你面临职业道德的窘境，需要权衡如何选择的时候，你处在一个比你想象当中更强势的姿态。
每个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生，都已得到了很少有律师能够获得的珍贵的天资——你们以耶鲁大学法学学位以及这个学位所代表的巨大的人类资本毕业。我恳请你们重视这个学位的价值；认识到它给予你们的职业道德上的自由；坚决抵制腐败堕落；当道德上要求你们从纷争中退出的时候，希望它赐予你们勇气。作为耶鲁毕业的律师，即使在早期的职业生涯中，你们也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大有作为。我保证，你们如果因为道德原因辞职，那么显而易见，你们一定会不费吹灰之力找到另一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