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过肖蕊的家人后，我们往办事处赶。风一阵紧一阵，雪一拨比一拨急。不幸的是由于路面打滑，我们没有赶上回厂的班车。昨天我们来的时候，气温还很高，本来我们就减少了衣服，面对呼啸的风，飘落的雪。我们的心中只有一个愿望，尽快回家，无论如何也得往家赶！
我们赶往武昌火车站，上了火车，车厢里非常拥挤，没有座位。一路站立着挤在人堆里，虽然累，倒还不觉得冷。车窗和拥挤不堪的人们把寒风堵在车外。
晚十一点多钟车到化工站，这是一个简易的小站，停车的时间只有两分钟。车门开了，建林先跳下车，我把孩子递给他，再递过去包袱，然后跳下车。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削着我的脸，两排牙齿情不自禁地相互撞击着。我站稳后第一件事就是迅速地从身上脱下呢子风衣，把骁儿子重新包裹一下。
眼前是皑皑白雪，我们分不清哪是钢轨，甚至于连方向也分不清，厚厚的积雪覆盖了枕木、覆盖了铁轨。我们跟在火车后面，沿着火车前进的方向走了几百米。这里有一个有人值班的交叉道口，搬道房的强光提醒我们到了拐弯处，我们踏上汉宜公路。
夜深人静，天气恶劣，公路上的雪差不多有二十公分厚，而且没有车碾过，没有人踏过。我们穿着皮鞋往回走，公路两旁的树像慈祥的老人护卫着我们往前走。我们走在老人的中间就不会滑倒，即使是滑倒也不会滚到坡下，不会滚到积雪更厚的田野，不会滚到被雪淹埋的沟渠里，不会滚到池塘里。
雪还在下，风还在咆哮。这条路有四五公里远，我们轮换着抱孩子，也许孩子困倦，他真的睡着了；也许他冷，只是蜷曲着；也许他乖巧，只是不做声而已。我们换过来又换过去地抱着他，他从不吱声。孩子两岁了，而且他的体重、身高都不比同龄孩子差。我的大衣很难像一个口袋一样把他整个儿包起来，而且是根本就包不拢。我们抱着他迎着风雪前进，为了尽快赶路，我们能走多快就走多快。孩子在胸前随着我们前进的脚步一起一伏，所以，难免走着走着他的脚就从大衣里露出来。每当这时，我或建林都会重新将他裹好，加快脚步继续赶路。
第二天，婆婆及家人踏着积雪赶了过来。婆婆像诚心悔罪的人样，常常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发呆，念叨着如果当时将孩子送到化工厂来打预防针，孩子就不会遭受这个罪。有时想着想着还会偷偷地流泪，她更加恨方医生，常常用脏话咒骂她，甚至发誓今后再也不搭讪她！婆婆就是在这种心境的驱使下，留下来帮我们带孩子。
按照儿童医院的医嘱，两天以后我抱孩子到职工医院去换药，婆婆也帮着我。换完药后，我把儿子递给婆婆，其实他完全可以自己走，只是我们都有些不忍心而已。
我从处置桶里取出那块应该是吸满脓液的纱布，捡起丢弃的那根棉签扒开纱条，想寻找一个白色或者黄色的小点。因为我认为一定有这么个小点，而且是非有这么个东西不可。我没有找到，于是就问护士，把自己的猜测讲给护士听。
“我说你要干什么？脏得要死还去扒来扒去。打针搞的，又不是长什么东西，怎么会有那种东西！细菌，你知道吗，那是细菌感染，细菌是要用显微镜看的。”
我放心了。红着脸说：“谢谢，对不起。”
两天后，我们同样来到这里换药。使我感到奇异的是那换下来的纱布上没有什么东西，看不到脓，看不到粘稠的东西。
“再不要换药，好了。”换完药护士说。
婆婆并没有急着回家，还是留下来带孩子，因为她知道，如果她回去，骁儿子就得天天上幼儿园。
第二天孩子玩的时候不小心把纱布弄掉了，我看了看，也没有再去包上。可是一周以后，这个地方开始流水，流一种像桐油样的东西。我们又把他带到医院，再包扎，再换药，仅仅两天，这些东西又没有了。就这么重复着过了第三周。我开始犯嘀咕了，夜里也无法安睡。
我和建林商量，想把儿子抱到莆阳医院去，重新检查。我开始怀疑儿童医院的诊断结果。可是，建林百分之百的信任儿童医院，婆婆站在建林一边，我说服不了他们。
我开始胡思乱想。以前我曾有过一个堂哥，从小到死，他的屁股上都有一个流水的洞。虽说我没有亲眼见过，但听堂嫂描述过。朦胧地记忆里我觉得有些像儿子屁股上的东西，我开始怀疑可能不是打针消毒的问题！
为了这事我和建林吵嘴，他不理我，我也没办法。但是我觉得现在自己身体还好，我可以一个人把他带到莆阳去，燕子在莆阳待产，她可以帮我。
这是冬季的一个晴天，我无助地擦着眼泪，抱着孩子往楼下走去，儿子默不作声地趴在我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