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靖国》骚动”第四幕：靖国神社终于直接出动
4月下旬，我在公司忽然收到来自靖国神社的两份特别快递。一份给我，一份给制作公司代表龙影。稻田朋美议员导致了上映中止，但有村议员没能使文化厅下令取消对《靖国神社》的资助，老刀匠的“抗议”也未能见效，眼看支持上映的声音越来越多，靖国神社亲自出马了。那是通过法律程序给我们发的通告和质询。
媒体也获知了这一最新动态，马上跟进报道。“《靖国》骚动”剧场的大戏，终于出现了真正的主角。
靖国神社在通告里，抗议我们没有得到其许可的拍摄，要求我们删除《靖国神社》里面所有出现的宗教仪式和有靖国神社职员的场面，还有参拜者的场面，要不你就逐个取得各方面的同意再上映；还有靖国神社认为我关于靖国神社的神体是一把刀的表述也不准确，造成误解。
我们马上找律师商量对策。我那时候的态度很明确，电影绝对不改，我的关于神体的表述也没有问题，如果不行就打官司，就看法律怎么裁决。经过法律咨询，我心里有底了，即使被起诉，打官司的过程中，我们同样可以上映，只要法律没有最终作出裁决，电影就有权上映。而且，诉讼肯定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正如森达也导演所说的，牵一发而动全身，《靖国神社》电影的生死问题已经触及纪录电影整体的生存底线和所有创作者以及日本的政界和法律界不得不深思和面对的问题。而且，假如靖国神社亲自起诉，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战后的政治宗教问题都会重新成为舆论的焦点，支持我们的律师说，甚至可以结成一个百人律师团为我们辩护。我们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召集有关方面与律师们一起开会，商讨由律师作为我们的代理人给靖国神社回信的方式。一位德高望重的律师还在会上意外地用中文给我们唱道：团结就是力量！律师们马上决定组织一场由日本律师联合会举办的《靖国神社》放映会和研讨会，而搞放映会活动是在日本律师界闻所未闻的。想想那真是一段令人热血沸腾和备受鼓舞的时光。
辩护律师左一（出口裕规），中（李缨），右一（梓泽和幸），右二（日隅一雄）
李缨导演与梓泽和幸律师开会中
通过律师，我们给靖国神社回信，反问了靖国神社一些关于对媒体和电影控制“拍摄许可”方面的问题，也反问了关于“神体”的问题。也许靖国神社方面意识到这种对抗继续下去时牵扯出来的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抗议”不了了之了。
但是，靖国神社给我们的通告登在了靖国神社的官方网站上，有我李缨的名字，有龙影公司的名字，住址地址全在上面，这就带来了一个不得不进一步严阵以待的安全问题。因为在日本，有不少人以捍卫靖国神社为他们的天职甚至不惜生命。前几年，有一个极端右翼分子在国会议事堂前面一枪自杀了，理由就是首相不去参拜靖国神社。现在靖国神社直接对我们抗议了，随之而来会有什么后果，真是难以想象。那是我们最紧张的一段日子。我们无法摆脱恐怖的阴影。
警察开始在我公司周围定时巡逻，隔一段时间就来塞进一张字条，表示几点到几点之间平安无事。警察甚至上门发给我们防身的器具，告诉我们要随时将门反锁，有人按门铃也不能随便开，开门的时候要做什么防护措施，等等。
当时我们公司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威胁，制片人也好，日本职员也好，我们所有人的信息被网络公布出来，包括地址。作为中国人，我和制片人当然是压力最大的，但我身边的日本人助理也同样紧张，每天铁青着脸，而且，也许他会更不好受，因为他一下子被骂作卖国贼。
当时恐吓方式很多，电话恐吓最多，我没有直接接到，因为那时候我不接电话，都是我的助理、公司的人接。我举个例子，日本电影导演协会的理事长是韩国国籍的崔洋一，他以电影协会的名义支持我，很多日本人一看，说又是中国人跟韩国人搞在一起来搞我们，马上打电话到导演协会事务局，对崔洋一进行死亡威胁。对支持我们的人，极端分子都觉得要把他干掉，对我们这些身在其中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和制片人张云晖在中国的一些亲友也特着急，不断打电话来，说你们干嘛还待在日本？赶紧回来啊，赶紧回国，回中国，你们在那边干嘛啊，为了一个电影值得吗？而且谁会保护你们？日本的警察真的能保护你们吗，值得信赖吗？日本政府会保护你们吗？你们万一真的出了事情怎么办？你们在办公室防范好了，路上有问题怎么办？总之就是觉得我们不能在日本待。但那时候我们没有退路，没有选择，因为那时所有的宣传、发行各方面，全都在往前推进。
那时我切切实实感受到的是，电影真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你不能说生下来了就不管他的死活了，而且，他的死活往往还比自己的死活更重要，这就叫责任感。这种责任感远远超越个人情感喜好，往往会左右一个人的命运。因为你的电影，那么多人都被卷到里面了，你能逃得开吗？特别是这部电影已经融进了某种历史和时代的进程，个人的情绪感受在这种命运里又能占得了多少分量？
不想说什么大义凛然的话，说没有过害怕是假的，现在想起来仍有点后怕，但是当时真是一切都不管了，就只管往前走。周围有那么多支持我们的人，律师、朋友、媒体、社会主流舆论，都在声援我们，给了我们很多信心，我们必须一鼓作气，尽快解决重新安排公映的问题。
当时，最终《靖国神社》能不能尽快上映还有很大的悬念。因为很多电影院的档期早已排满了，临时安排新的电影院，找新的地方很不容易，起码要到夏秋以后，这对我们来说，夜长梦多，时间拉得太长了。而且在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全国各地有不少电影馆开始出来说要放映，但是那时候完全乱了，媒体到处揣测谁会成为第一家放映的地方，只要有一家举手要放映的，媒体就拥过去。他们要放映，也仅仅是单方面的意愿，往往我们都还不知道，报纸上就登出说什么什么电影院要放，可见当时有多混乱。
首映一定要在东京。但有的电影院即使想上，也没有足够的档期提供给我们，要挤开别的，腾出一些时间非常不容易。最后有几家非常好的电影院，有涉谷、银座，他们想办法挤掉其他电影，为《靖国神社》排出一些时间。最后我们决定5月3日上映。但还要保密得好，因为不保密，还会有人威胁电影院。我们要极力保密到公映前一个星期才对媒体发布。
反日？爱国？极其刺激的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