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尽全力积极救援和帮助科伦案件的受害者，以多种方式向普鲁士政府诬蔑和陷害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和工人群众的卑鄙行为进行斗争。
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普鲁士政府的予头始终是对着马克思和恩格期及其追随者的。其中，柏林警察总监辛凯尔迪在1852年4月的秘密报告中写道：“现在已有理由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它比一切流亡者、鼓动家和中央委员会高明得多，因为它无可辨驳地掌握了较大的知识和精神力量。马克思本人是著名的人物，大家知道，他脚趾尖里的精神财富比其余整个社团其余的人脑壳里的精神财富还要多。”
一封倾诉流亡生活艰辛的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举世瞩目的战友和朋友，他们在长期的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中，相互之间建立了难能可贵的革命友情。下面是马克思于1852年9月8日，给恩格斯写的一封诉说流亡生活艰辛的信。信中说：
“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
因此，我把向所有债权人付款的期限拖到了9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债务，总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偿还的。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
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二十二英镑的款子。但是，未必能够指望得到她这样大的恩典。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
恩格斯接到信后，十分焦急，很快想办法寄去一部分英镑，帮解决这燃眉之急。
绿叶扶持红花
在马克思的英语不是很熟练的时候，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还要请恩格斯帮翻译。为了及时完成翻译，恩格斯常常工作到深夜。白天在营业所长达十个小时的工作已经让恩格斯疲惫不堪，到了晚上又要全副精力扑到翻译工作上。长年累月如此，恩格斯也有体力不支的时候。每当这时，他都会尽自己的努力尽可能多地翻译一些东西。
1852年10月4日，恩格斯在信中对马克思说：“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办事处，脑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点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十一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十二点文章必须送到邮局。因此，你将收到我尽自己力量所能做到的一切。”10月28日，恩格斯又写信告诉马克思：“寄上一篇为德纳写的文章，这篇东西不能在别的地方断开。如果今天晚上我能整个译完，我将稍迟一点把其余部分付邮。现在把这一篇寄出，是为了使你至少及时收到那怕一点东西。”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恩格斯的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对此，恩格斯没有任何抱怨或要求。他认为，给朋友以尽可能的帮助和支持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况且，对马克思的帮助超越了一般的朋友之情，更重要地体现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重要的理论家的爱护和支持。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恩格斯总是默默地、心甘情愿地去做绿叶以扶持红花。
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
1852年，由于流亡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魏德迈在美国筹备出版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给他寄去刚写完的该书第六章以及其他一些材料，同时写了信。基于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因岑在美国主办的《雅努斯》报上对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攻击，说阶级斗争是“共产主义者无聊的捏造”。马克思在信中要魏德迈为《纽约民主主义者报》写几篇文章，继续加以驳斥。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早已发现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对此作过经济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高度浓缩了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经阐述了的思想，即关于阶级斗争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无产阶级只有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才能以本阶级专政的形式掌握国家政权。但是这个专政与以往历史上一切政治权力不同，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仅仅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强化已有的阶级对立，而是为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人类的无阶级社会作准备。
为科伦共产党人辩护
1851年5月10日至1852年11月12日，普鲁士政府制造了卑鄙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11名成员被普鲁士政府逮捕，送交法庭审讯，罪名是所谓“图谋叛国”。向法庭提出的所谓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判处7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
针对这一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道发表了《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并分别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文章，对普鲁士当局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揭露，对被残害的共产党人进行了充分辩护，从而使这一案件出现了有利于被告的转变。1852年10月28日，马克思夫人燕妮在致阿道夫·克路斯的信中写道：“想必您会注意《科伦日报》登载的关于共产党人的巨大案件。10月23日的开庭，使整个案件发生了惹人注目的、有利于被告的大转变，所以我们大家又都开始振奋起来。您可以想象到，‘马克思派’在日以断夜地工作，脑袋和手脚一刻也闲不下来。”在揭露普鲁士当局诬蔑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颠覆政府的阴谋组织这一不实之词时，恩格斯深刻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性质。他指出，作为先进的共产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共产党宣言》阐明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来就不幻想在无论什么时候都能随心所欲地进行那种必须在实践中实现它的思想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