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乘船去香港，8月7号和我们碰头。”他说，“爸爸为我们订好了船票。到香港三天后，我们一起启程去旧金山。这是你们的移民入境文件。爸爸说，一切都办妥了，我们到美国不会有问题，但是，他希望你们好好读读这本辅导手册，以防万一。”山姆递给我的哪里是什么手册，只是用针线缝在一起的几张纸而已。“如果你们下船时碰到什么麻烦，检察官问的问题，答案都在这里。”他顿了一下，皱了皱眉。也许他和我想的一样：如果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们还要读这本辅导手册干什么？他信心满满地说道：“什么都不必担心。”那语气好像我需要丈夫的鼓劲，他这样说就能安慰我一样。“我们一通过移民检查，就乘另一艘船去洛杉矶。”
我看着那几张纸。
他补充道：“要你们读这个，我很抱歉，”我几乎要相信他了，“我对一切都感到抱歉。”
他转身要走时，我爸爸突然想起要做一个慷慨的主人，于是问他：“我给你叫辆黄包车吧？”
山姆回头看着我，说：“不用。我走路回去。”
我看着他，直到他转弯。然后，我回到家里，把他给我的纸扔到垃圾篓里。路老头、他儿子，还有我爸爸，如果他们认为这件事还没结束，那就大错特错了。路老头一家很快就会上船，到离上海几千里远的地方。他们再也不能强迫或诱骗我们做任何我们不想做的事了。我们每个人都为我父亲赌输付出了代价。他丢掉了他的黄包车行。我不再是处女之身。梅和我失去了我们的衣服，还可能因此连我们的饭碗——做模特都丢了。我们都受到了伤害，但按照上海标准，我们压根算不上贫穷或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