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傅先生去了台湾办台大，只办了不到两年就病死了，办得如何呢？他的学生刘绍鸣借用小说说起了傅先生：“傅校长，虽然我在大洋这边的美国也拿了个什么博士，但我最骄傲的，还是杜鹃花城的那个学位。”
杜鹃花城，也只有那时候，我才知道台大的地址还是很浪漫的。要说大学校长砸汽车，未免有点儿牵强，因为傅先生的校长是后来当上的。
然而，就在真正的校长中间，也不乏这样的“二杆子”。比如，要打学生，此人就是北大校长蔡元培。
看老萨写到蔡元培先生打人，估计一帮北大的师伯师叔（萨爹是北大的，所以就算是刚进北大的学生咱恐怕也得捏着鼻子尊一声“师叔”）已经把拳头攥起来了，蔡先生何等温文尔雅的人物，怎么会打人？你这不是造谣吗？
蔡先生何许人也？毛泽东都要尊称一声“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起自蔡先生，至今长盛不衰。先生遗爱北大，人皆感之。造蔡先生的谣，你不想活了吗？这个……那个……谁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蔡先生要打人，是有记录的，并非捏造。好，那你小子说，蔡先生究竟要打谁了？
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你们这帮人——没错，蔡先生要打的，就是他北大的学生。
蒋梦麟先生在《西潮》里面写道——“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地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要不是蒋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明啊！这是1922年的事情，蔡元培先生已经54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竟然是为了收讲义费。上学收书本费或者教材费，这天经地义的事情，蔡先生至于如此愤怒吗？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因此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然而，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们中有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蔡先生自由办校，不在乎，反正先生都是好的，你来听几节课，就有收获。
然而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学校也不能过问，这就有点儿说不过去了。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这学校恐怕搁谁都有点儿要办不下去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