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年轻幼稚的时候，曾注意铭记和咀嚼各种人的教诲。
看前苏联电影《牛虻》时，我还在部队里当兵。我不大喜欢这部片子，主要是觉得它太过戏剧化和说教。我尤其受不了牛虻动不动就慷慨陈词，朗诵誓死不与资产阶级同流合污之类的台词。不知为何，我对影片中一些反面人物对牛虻的劝诫却能欣然接受，觉得那些话入情入理，至少平实朴素，贴近生活本质。多年后，我想到自己这些不合时宜的“接受美学”，惊奇地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时代曾经很普遍的文化现象，在不少红色经典里，那些表现反派“腐朽人生观”的细节和台词总比某些英雄的豪言壮语留给观众的记忆更深刻。
那时不明白，现在想来似乎很简单，因为反派人物的塑造更少顾忌，可以肆无忌惮地描绘他们的狡诈险恶，可以将世态的炎凉、生活的丑恶尽情宣泄。也因此，他们的言行更贴近真相，给涉世尚浅的我们以更深的刺激和启迪。后来，我还发现，即使是在一些古典名著里，也有此类规律。比如，巴尔扎克、果戈理作品中的那些囚犯、坏蛋，他们对生活的诅咒嘲讽常常让人有醍醐灌顶的豁然。我甚至曾将巴尔扎克《幻灭》中刚出狱的“强人”教导吕西安的大段对白抄下来揣摩，那些直奔主题的话语，对照着被粉饰的现实总能令我警醒。
几年前的某一天，在深圳的一家街边小书店，我翻开一本书，开头的文字立即吸引了我：
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那些优越条件。”
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话虽不多，却一向是非常通气的，因此我明白他的意思远远不止那一句话。久而久之，我就惯于对所有的人都保留判断，这个习惯使得许多孤僻的人肯跟我讲心里话，也使我成为不少爱唠叨的惹人厌烦的人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