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傍晚都要到河边的码头去看对岸的杨树林和圩堤上一条通向远方的小路。对我而言那里是最近的远方，我从未去过那里。我想，7月9日一过，我就将拥有眼前的这一切。
最后一次摸底考试，我仍在前16名内，录取还是有把握的。我下决心把文学封冻在抽屉里，我不想在曙光到来前夕犯错延长刑期。政史地虽然背不进去，课本还是像广告牌一样每天摆在眼前。
离高考还有十几天，我不再担心自己的实力，转而为临场的发挥深感忧虑。我怕看到那些决定我一生幸福的试题时会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做1987年的高考试卷时，我几乎没法集中精力看完一道题，我不停地在心里感叹事情的荒谬：难道就是这些东西在对我们进行宣判吗？每次模拟考试时，这种情绪都会耽误许多审题时间，我怀疑在最关键的日子注意力会发生技术性发抖——你越是想准确地用线穿过针眼，越是很难对准。这种担心变成了心理强迫症，几乎要摧毁我的睡眠和自信。
最后的几天，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发挥出了问题，我也坚决不延长刑期，干脆离家出走，一边做漆匠，一边写作。1980年代，写作是所有苦难者的精神稻草。大概是1987年暑假，我看过一个电视剧：一个农村青年高考落榜后，学了一手木工活，凭着手艺走村串户地流浪，同时坚持文学创作，白天给东家干活，晚上就一个人躲在阁楼上看书写东西。有一次遇到东家的漂亮女儿从大学回来过暑假。女孩学的是中文，被小木匠的毅力和才华所吸引，最后酝酿出了纯美的爱情。这种浪漫剧是专门拍给广大落榜青年看的，我却轻易相信了它的必然性。我父亲在恢复高考前是名气很大的漆匠，从遗传学的角度分析，我做一个小漆匠应该是没问题的，碰上一个漂亮且欣赏自己的东家女儿也应该是迟早的事。这个打算最后拯救了我，考试前一天晚上，我虽被感冒折磨，心却一下子平静起来。
7月9日下午5点30分，我走出考场时，对考取大专已有了把握。我站在操场上等待疯狂庆典的出现，但我的那些同学一瞬间都蒸发得不见了踪影。操场上仅剩的几个人像丢了魂似的，互相看见什么话也不说，然后几乎是无声地各自走出校门。我一个人在曲终人散的空地上发了很久的呆，心里安静得似乎这是18年来最寻常的日子。然后，我异常沮丧地拖着自己的双腿，无趣地向家里走去。
多年以后我回忆起那个不可思议的时刻，联想起纪录片里盟军打开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的情景。那些突然迎来解放日的人们，走出集中营大门时，没有一个人露出惊喜的笑容。他们目光呆滞，迷茫地望着被砸烂锁链的狱门，脚步移动得十分犹疑。似乎，自由比不自由更让他们不知所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