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婚外情的泥沼
经历过这一切，我心情的悲苦可想而知。我特别羡慕那些有幸福家庭的难友。他们平时和我一样，既要担负沉重的体力劳动，又要应付极不人道的批斗、忍受突如其来的羞辱。但是他们有盼头，每到周末他们回家一次，再回到"牛棚"时就像充过电一样，脸上的愁云消失了，干起活来劲也大了。他们暗中联系，互相传递外面的好消息。他们会偷偷告诉我：知识分子快熬出头了。而我仍然只知埋头劳动，心中没半点喜悦，没任何盼头。
虽然每到周末我也回家，因为每周星期六下午六时至星期日下午六时，监改大院准许一般监管对象回家取粮票和替换衣服。但章经常避而不见，家里等着我的只有妞妞。我除了陪妞妞玩，给她讲故事，给她洗澡，没人可以倾诉。因为女儿毕竟只是个七岁大的孩子，她怎么懂得人间愁苦？她怎能明白世态炎凉？在她面前我还得强装欢颜，尽量逗她高兴。但是那个冷冷清清、濒临破碎的家，使妞妞的童年过得极不愉快。
那时我在社会上、在家庭中感受到的孤独几乎使我窒息。我原本是个热情好客、喜欢热闹的人。但自从红卫兵把我打成"陆平黑帮"后，我被彻底孤立了。那时在偌大的北京大学校园中没人理睬我，更没人敢跟我说话。在校园中即使面对面遇到熟人，人家或是装做不认得，或是绕道而行避开我。其中真有人以为我思想反动，十恶不赦；有人明明知道我被冤屈，因怕引祸上身，避之唯恐不及；最可怕的是有人因嫉生恨，有人以怨报德，趁机落井下石，正如红卫兵的口号"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此时人性中的丑恶暴露无遗，人与人的关系真像川剧中的变脸一样，瞬息万变。像我前面提到的剃阴阳头事件：那一把捉住我，在我头上乱扯乱剪的两个女学生，是我班上的学生。不久前还是温文尔雅的女孩子，见到我总是毕恭毕敬地叫洪老师。"文革"一开始即换了一副嘴脸，变得凶神恶煞一般。她们自命为"革命小将"，把打骂、羞辱老师和校领导称做"革命行动"。当时"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口号叫得震天响，以致用"革命"的名义打砸抢，甚至打死人也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