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1997年的时候，我开始寻找一些替代性的治疗方法。那年我24岁，刚从内布拉斯加州搬到旧金山一年。在旧金山湾居住的十年间，在我的病还没有确诊之前，我一直定期地去做针灸，让几个不同的按摩师给我按摩；还去做脊椎指压、催眠、甚至是冥想；我还专门咨询了营养师，调节饮食；此外，我至少每周5天的时间去练习瑜伽。所有这些，都起到了很大的治疗效果。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如果没有这一大堆"非主流"的替代疗法，我现在的状况会更加糟糕。我觉得，是这些疗法暂时压制住了我的多发性硬化症，不过它们也只能压制这么久了，紧张的生活早已让我的身体不堪重负。长时间的高压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有很强的联系。科学家们也一直在研究着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过我认为，如果当初我能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或许这种多发性硬化症也就不会在我身上全面爆发了吧。
我和马克度蜜月的时候，我得了尿路感染。那时我们还有四天时间就要离开墨西哥了，于是我打算回到美国再去治疗。可是等我们回到家再去治疗的时候，感染已经非常严重了（也是从那时我开始了解到，尿路感染可以说是多发性硬化症的催化剂，会使病情进一步恶化或者提前发作）。我看了医生，没多久感染就被治愈了。可是在第三天的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双手不能动了。我无法弯曲手指，只能让两手像动物的爪子一样直直地伸着。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感到极为疲劳，上班时什么都做不了。再后来，我的右眼就看不见东西了。在脱离正规治疗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不得不又回到了"主流"医生那里。
就在一个月之后的婚礼纪念日那天，我被诊断为患有多发性硬化症。三名穿着白大褂的神经科医生轮流查看我的右眼，不断点评着我视神经的退化程度。他们给我做了一系列的标准神经学检测：将食指和拇指捏到一起；竞走；用食指触摸鼻子。加州大学旧金山医疗中心的一位顶级神经科医生给我看了一张我的头部核磁共振扫描图片，确诊了我的病症。
"你看到这里的一个白色钩状缺损没有？"他指着他的电脑屏幕，问我，"这个是典型的多发性硬化症缺损。从你以往的病史来看，我估计你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患上这种病了。"
"十年！"马克喊道，不由得惊呆了，"都十年了，为什么没有医生早些发现呢？"
"我认为可能是她没有一次呈现出足够的症状，所以医生没法精确地作出诊断。"医生这样回答了我们。我明白这怪不了别人，可是对于那些在这么多年里，一直对我说"你没什么病，只是压力太大"的医生们，我还是禁不住要去抱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