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店里只有这一根了。只要它能不让你摔倒，谁会在意它好不好看啊？"
"我在意！"说着我的眼泪又涌出来了，"我在意它的样子！"整个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哭。
第二天我就去了S医生那里（手里拿着那根丑陋的新手杖）。S医生和N医生一样，都是十分细致谨慎的人。我和妈妈坐在他办公室的黑色皮沙发上，听着他用一种十分体贴而有分寸的方式，讲述他对我病情的看法。他认为我应该再次入院--不过这次是要做一个为期8天的药物解毒治疗。这样我体内的药物残留就会被去除，药瘾也会得到控制，我就能开始全新的治疗方法了。而且停止使用之前的药物可以为医生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也就是说，能帮医生搞清楚，我的疼痛到底是神经受损的结果，还是药物依赖的产物。药物解毒之后，我的疼痛会不会减轻，就能告诉我们答案。
事实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治疗，我已经有些麻木了，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可是在见到这两位医生之后，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他们。所以，我同意了S医生的建议，答应来住院治疗。第二天，我就会住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UCLA Medical Center）的精神科病房。N医生和S医生都跟我说，在我的症状有所改善之前，很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药物解毒是个异常激烈和痛苦的过程。我并不对此感到意外，不过我知道这个方法是正确的。我禁不住开始想象，能摆脱那一大堆药瓶子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那天晚上，我给姆巴利·克雷亚佐打了个电话，她是我的好友兼心灵导师--虽然她总说自己是个"女巫医"。姆巴利出生在南非，在她三岁的时候，由于种族隔离政策，和家人一起移民到了英国。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安静、平和、有主见，会审慎地选择自己的言语。初次见面时，你可能不会觉得她有多么特别，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却能逐渐地对你产生影响。就是她把这种"29天付出"的治疗方法介绍给我的，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讲，我都觉得自己欠她一条命。
我和马克是在2005年的时候认识姆巴利的，那时她还叫托妮，是我们的邻居。我们曾在奥克兰的梅里特湖附近住过一段时间，以求暂时躲避一下旧金山那令人发狂的喧嚣生活。每周都会有那么几次，我会和她一起拼车上班。我就职于一家工作压力很大的广告公司，而托妮则在加州太平洋医疗中心的健康与康复研究所工作。她是个很有创新精神的治疗师，参与并倡导了一系列课程的建立。在那里，他们把西医疗法同很多替代性疗法相结合，取得了不错的疗效。那时，我们相互都很友好，但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我们认识大约六周之后，她打算去一趟南非，去拜访几位亲戚。这样，她敲开了我家的门，很礼貌地询问我和马克是否可以在她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帮她喂一下她的猫。当然，我们很乐意帮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