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同济大学其他几个系没有工学院特别是测绘系那样欣欣向荣，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做出了不少之为学界瞩目的成绩。在同大迁来李庄之前，川南一带流行一种当地人称之为“麻脚瘟”的疾病，患者一经染上该病，即从脚部开始发麻，伴有呕吐、腹泻等症状，当麻的感觉蔓延至人的胸部以上，立即死亡。当地百姓因不知为何犯病，以致谈“麻”色变。同大医学院迁来李庄不久，一天晚饭后，迁往李庄的宜宾中学37名师生在聚餐之后突然发病，校方震动，特邀同大医学院唐哲教授前去诊治。唐教授经初步会诊，认为是一种钡或磷的化学物质中毒。后经同院的杜公振教授与邓瑞麟助教通过对动物反复实验和研究，终于查清“麻脚瘟”的病因是由于食用盐中含有氯化钡化学成分造成慢性中毒所致。病源找到了，病魔很快被降伏。消息传出，李庄人民奔走相告，拍手庆贺。唐、杜两位教授和邓瑞麟助教的研究成果《痹病之研究》，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发明一等奖。一项研究成果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整个川南民众对此甚为感佩，宜宾专署参议会专门组织乡民舞动狮子龙灯前往同济大学致贺，大红的旌表书写着：“成绩斐然，人民受益匪浅；颂声载道，同济令誉日隆。”当李约瑟闻知这一故事后，如同受益的李庄与川南人民一样，对同济医学院教授们所表现出的情系劳苦大众的精神和杰出的医学研究成果，从内心生出了一股敬佩、感念之情。
此次李庄之行，李约瑟还拜会了多年前在比利时相识的朋友童第周，“并用法语进行了极为难得的长谈”。[19]从李约瑟的记载看，当时童第周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热情，使他于惊讶中大为钦佩。
190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乡村的童第周，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1931年入比利时比京大学布拉舍教授的实验室攻读生物学，不久转做达克（Dalcq）教授的助手。据童第周回忆，布拉舍教授生病后，由达克教授负责实验室的工作，“他让我试试，结果我把青蛙卵子膜顺利地剥去了，达克教授让美国人来看，大家很高兴，并祝贺我。以后达克教授什么工作都叫我做，如染色、实验画图等。1931年暑假，达克教授带我们到法国的海滨实验室去做海鞘的实验工作。海鞘的卵子膜（相对于青蛙）更难剥去，他让我把海鞘的卵子膜去掉，我也顺利地去掉了，在那里做实验的技术工作都是我的事。一年后，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实验室工作，实验结果非常好。每年到海滨实验室工作的人很多，其中也有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每年实验结束，都要将实验结果开个展览会，我的实验结果也被展出，给李约瑟博士很深的印象”。[20]就在这个海滨举办的几届展览会上,李约瑟与童第周相识并成为朋友，当李约瑟看罢童第周的实验，对这位来自东方的瘦小个头留学生赞美道：“年轻的中国人，有才华的中国人！”[21]
1933年，童第周获得博士学位，达克教授让其再等一年，写一篇论文，可再得一个特别博士学位。但此时的童第周急于回国效力，回答说：“特别博士不要了，我想回国。”[22]对方未再挽留，童于1934年回到国内，与夫人叶毓芬一起共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山东大学迁往武汉，后转到沙市，再流亡到四川万县，因经费不支，国民政府又采取弃之不顾的态度，学校被迫宣布解散，童第周与夫人随之成了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经多方奔波努力，夫妇二人先是在重庆国立编译馆谋得编译员的职务，再是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最后又辗转来到李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授。
尽管安静的李庄乡村，免除了整日躲警报的烦忧与家破人亡的威胁，但与重庆、成都相比，环境条件又实在过于偏僻简陋，这给正着力研究胚胎学的童第周带来很大困难。直到晚年，童第周对这段生活仍记忆犹新：“同济大学条件很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点实验，有什么条件做什么研究工作，可是学校连一架像样的双筒解剖显微镜都没有，工作实在无法开展。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路过镇上一个旧货商店，无意中发现一架双筒显微镜，心中十分高兴，心想，有了这架镜子就可以开展好多研究工作。当问老板这架德国镜子多少钱，老板开口6万元，这把我震住了，虽说不算贵，但6万元在当时相当于我们两人两年的工资。我和叶毓芬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架镜子买下来。经过东拼西凑，向热心科学的几位亲友借了一些，终于买下了这架双筒显微镜。”[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