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作宾在研究乌龟壳中所发现的“贞人”，类似现代人们在街头巷尾遇到的算命先生或巫师之类的人物——只是远古的这些算命先生与巫师不在江湖流浪，而专在王室调拨的办公地点，每月领着可观的薪水上下班，为君王与太子妃嫔、王室臣僚们算命看相、视风察水，推断吉凶祸福。
大龟四版的出土，恰似天光泄露，神灵忽显，令董作宾于恍兮惚兮中突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这个乌龟壳上面共刻有６个贞人名字，时间跨度９个月。这一发现可谓找到了破译甲骨文体系的一把钥匙，殷商王朝神秘的宫廷之门，随着这把钥匙的旋转而一扇扇洞开，埋藏了3000多年的秘密由此彰显人世，光照一个新的时代。在这９个月中有６位贞人轮流主持占卜, 说明这段时间他们都是活在世上的人，而根据人的寿命推断，这６个人“最老的和最小的，相差也不能五十年”，“凡见于同一版上的人 , 他们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时” 。若用现代事例此喻，相当于某位官僚的６位秘书在９个月内各自起草一份或几份报告，如果最老的与最小的相差超过50岁，老秘书退休时——按现在60岁退休制推算，最小的才10岁，而10岁就到王室担任这种具有独特地位和功能的刀笔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了这一如同神助的发现，董作宾很快得出了“可以由贞人以定时代”的结论。
继贞人的发现与考证之后，董作宾又继续往前推进，提出了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八项标准。
一、坑层；二、同出器物；三、贞卜事类；四、所祀帝王；五、贞人；六、文体；
七、用字；八、书法。
“贞人”的发现与八项断代标准的设想，为董氏稍后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奠定了基础，也为甲骨文分期断代的解决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董作宾后来说道:“余自民国十七年（1928）试掘殷墟遗址，即感觉各地区所出甲骨文字，必有时代之异，而苦于无法区别之。十八年（1929）大龟四版出，‘贞人’之说创立，一切断定时期问题无不迎刃而解。” [10]对此，李济曾明确指出:“董作宾在甲骨文早期研究中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是他一生古文字研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他命名的‘贞人’的发现。”[11]
1932年春，董作宾开始着手创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他在这部于甲骨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作中，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整理殷墟全部甲骨文新的方案，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第一次发掘殷墟时候，那是中华民国十七年（西历1928年），我就开始注意到小屯村中、村北及洹水南岸各地方出土的甲骨文字，书法、字形、文例都有显著的不同, 我就感到这必有时代的先后问题。于是发奋从许多方面研究甲骨卜辞如何可以断代。又经过了四次发掘, 到了民国二十二年（西历1933年），才找到了断代研究方法。这就是应用十个标准 , 分盘庚到帝辛为五期的研究方法, 也简称分期研究法。”[12]
十项标准是：
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
依据这个十项标准，董作宾把殷商王朝自盘庚迁殷之后270余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期：
第一期 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 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 廪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 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 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董作宾提出的“十项标准”和“五期断代说”，确有凿破鸿蒙之功，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如后辈考古学者刘一曼所说：“《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他使过去混沌一片的15万片甲骨，成为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使殷代后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较科学的基础上。”[13]后来事实证明，除有一小部分甲骨文分期稍欠精确需要重新加以研究调整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新的方案可以取而代之。曾一度作为董作宾助手的胡福林，后来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职期间，曾全力收集抗战期间安阳出土流散的甲骨，共得13800多片，另起炉灶，编成《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等４部著录、著作。为了显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古训，胡氏在分期断代中采用了与董作宾不同的“四期法”。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甲骨学界的猛烈抨击，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所分的第三期包容了三世四王，究竟太长”。[14]在一片批评、指责声中，胡氏在后来主持编纂另一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作《甲骨文合集》时，只好重新采用董作宾的“五期”说，并还历史本真以平息众怒。再后来，又有人如许进雄等辈在董作宾的断代基础上增补了一个“钻凿”项目，但仍未掩饰董作宾创造甲骨文断代理论体系的光辉。董氏的学术成就和给予后世研究所指明的道路，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说得较为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