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她缺少文化地理坐标。一座不缺历史但无地标的城市，浑浑噩噩地走过了一千多年，在以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竞争中如何不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其次，这座城市还存在严重的地域性格缺陷。第一个光顾我家的干部，一见了我的面就对我说：“我们江南人喜欢告状，‘喜诉讼，好斗殴’是写进了县志的，您要严加提防！”后来我到了江南，发现当地人都喜欢重复这个句子，似乎“‘喜诉讼，好斗殴’写进了县志”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这种性格体现在经济行为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无休止的跟风内斗。江南的茶叶曾经远销蒙古、俄罗斯而闻名天下，茶农们为争抢市场份额，牟取暴利，纷纷往茶叶里掺树枝、牛粪，一时间砸了牌子，将市场拱手让给了别的省市。江南的浮标曾经名扬四海，有“威海的杆江南的标”之说。由于行情好，江南的浮标老板相互压价，过去一百多块钱一支的标被压到了七块钱，浮标产业霎时崩溃……
江南人还有一句来客必做宣扬、敬酒必用的句子：“一lia子”，俗称“一江南单位”，即“一丁点”的意思。云梦市委书记张文昊到江南视察，江南当地领导敬酒：“给您只加一lia子。”张书记揶揄道：“江南人总是喜欢说一lia子一lia子，什么时候能够变得大气一点？”
张书记一语点破了问题的实质。文化胸怀的广度，决定了经济思维的宽度。江南总是把经济落后归罪于云梦市把大型国有企业云炼、南化划给了大厂区，却从来不从文化层面去进行反思。云炼、南化的划出，固然影响了江南的发展，但不能够成为永远的借口。为什么江南在经济上处处被动挨打？有两则坊间传说很能说明问题。一则说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云岭炼油厂想把生活区建在江南，江南的领导说：“不行不行，上万人吃喝拉撒，得好多柴米油盐对付，莫把江南的物价搞高了。”结果，这个项目建在了长河经济开发区。
还有一则与啤酒有关。有一位福建人想在江南建一家年生产规模10万吨以上的啤酒厂，江南的主要领导闻讯后，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年产10万吨？那要耗掉我们江南多少水？我们月谷水库的水自己喝都不够，还要保云炼，不要不要！”福建老板一转身，将酒厂落地在了河西县……
文化的被动必然导致经济的挨打，经济的挨打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的混沌。很多年以前江南就是选举“重灾县”，这里曾经发生过震惊全国的唯一市长候选人落选“事故”；每次换届，从票箱里跳市长是经常上演的保留节目。跳出来的多，落马的也多。所以，云梦的市直机关干部，大多不愿空降“江南”，就怕换届落马。
离江南的地界越来越近了，我没有一丝激动，反倒十分忐忑。一个政治生态如此恶劣的地方，是福是祸，对我而言一切都是未知数。江南市委组织部长在一家简陋的餐厅里和我们见了面。开饭前，云梦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的一名副主任科员，拿出文件例行公事般念了念，江南市委组织部长表示礼节上的欢迎，鼓掌之后端起酒杯就算办了交接！
当我见到市长柳博温时，已是一个月以后的事儿了。
按照政府办的安排，我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在赴任江南之前，我给政府办主任老童打过一个电话，老童态度有些漠然。我问他：“住的地方安排好了没有？”他有些不耐烦地答：“你来了就知道了，给你安排了一个最好的地方，住在市长楼下。”我迟疑片刻，又问：“我需要带铺盖行李吗？”他回答：“你带也可以，不带也行。”说完，挂了电话。
我如刺鲠于喉般难受。
我当然不可能带铺盖行李。按照一般惯例，赴任履职的干部报到的时候，如果住房没有安排好，就会先安排到县委或政府招待所小住，如果没有招待所的，就在当地最好的宾馆包一间房，一直住到腾出住房为止。这个时候是当地干部和新任领导加深感情的最佳时机：先入为主，门好进。坊间经常会传出某某领导和宾馆的服务员或大堂经理有染的传闻，如果属实，一般都萌芽于这个阶段。好在我到江南去的时候，县里的招待所刚刚改制变卖，政府办又想省钱，加之我这个“空降官”是职级最低的，所以省去了这一段经历。
这次我到政府办去报到，连老童的面都见不到了。他派了个副主任接待我，那人带我去看房，房子就在政府大院边上，一栋两层独立小楼。上面一层住着市长柳博温，下面一层被隔成了许多间供司机保安居住。分给我居住的那间房是用三胶板从市长司机住房中间隔出来的，间隔没到顶，垫个椅子即可从门外翻进房内。
在我搬离那间房子之前，我经常忘记带钥匙，采取的就是这个方式进门。厕所在走廊上，是临时改建的，一面是墙，两面是窗户，用报纸一糊帘子一拉，既当厕所又当浴室。看着这一即将供我拉撒的地方，我突然想起老童的那句话来：“给你安排了一个最好的地方。”我很纳闷，不知道好在哪里。想了半宿，似有所悟：楼上住着市长，对溜须之徒而言，的确是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地方。
可惜我偏偏不是。对于他的好意，我还是感到非常的寒心。
接下来的一幕，使我更加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