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官样年华,遭遇黑色幽默(1)

五年前,我刚要步入官场,我的一位朋友却进了监狱。我去探监时,难过地对他说,你不该用这种黑色幽默的方式,为我送行。

“中国最有责任感的贪官”,那位曾被主审法官如此戏谑的朋友老费,出事前是个局长,大权在握,风光无限。当局长的前几年,他一直都很廉洁,作风也很正派。偶尔一次接受包工头的宴请,喝高了,晕晕乎乎地被那包工头“挟持”到了洗浴中心。包工头点了一位绝色美女为他洗脚,因酒乱性,禁不住美色的诱惑,老费和那位美女发生了关系。

云雨之后,酒醒过半,老费惊讶地发现那个女孩居然是个处女。他很过意不去,当即对那女孩子表态:“我会对你一生负责!”后来,他果真为她办了招工手续。他害怕事情败露,接着又为她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并在省会为她租了个门面,将她安顿下来。不久,女孩产下一子。添丁带口的,单靠工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再维持下去,形势逼得他开始受贿。

儿子七岁时,那女孩强烈要求转正。老费被逼无奈,只好回家骗妻子说,纪委正在查他,是不是先办个假离婚,把财产全部划到她的名下,等风头过后再复婚。她的老婆缺心眼,立马便答应了他。办好手续之后,老费从此便不再回家。费夫人发现了问题,跑到老费的单位一问,单位里的人告诉她,老费再婚了,儿子都已七岁。费夫人怒火中烧,一气之下跑到纪委举报了老费,老费就此东窗事发……

和老费的经历不同,他的幽默是黑色的,而我的幽默却是青色的。年少轻狂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当总理;参加工作以后,单位领导口头给我封了个“总经理助理”,却被总经理直接发配进厨房干起了“帮厨”;被逼跳槽进报社,总编封我做广告部主任,文件都打印好了,因看不惯社领导的某些恶行与之发生争执,“任命”被当即收回……我以为我这一辈子,注定是命里“无官”,谁知却意外地走上了副市长的岗位!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一个汉字:台。甲骨文中的“台”,乃一头朝下的胎儿形,表示怀胎之意。后人之所以把“胎儿”的“台”,用作舞台的“台”,意思是人一生下来,母亲就给了他一个舞台,自己就是那舞台上的演员,是演黑色幽默还是演青色幽默,全凭自己的造化。

造化弄人,就在我踌躇满志想大干一场的时候,我居然以一种悲情的姿态,离开了副市长的岗位。像所有离任官员一样,下“台”之前,我也选择了“出游”。2010年4月5日,阔别了29年之后,我回到了我的出生地--湖北省石岗市南化镇。

特意选在这个时候回乡,多少有些悲情:过了清明,我将离任。

家乡早已不再是过去的样子,虽然建了不少新楼,但用工业化粉饰过的新农村,与广袤的田园极不相称。那曾经清得见底的沟渠,现在淤塞得厉害,到处漂浮着白色的泡沫,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散发着阵阵恶臭。天空中弥漫着油膏的味道,让人眩晕。我憎恶“中国防水之乡”这个名号,它让我找不到半点家乡的味道。好在老屋的台基还在,油菜花一地金黄。我抓起一把泥土深情地拥吻,记忆中便找到了童年的档案。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孤儿,因父辈成分不好,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被从藕池镇下放到南化蓄洪院开荒。母亲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在当时那个封闭的社会,这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儿,经常被当地那些会生儿子的农妇,骂得抬不起头,饱受凌辱。

为此,父母发誓要生几个儿子,于是便有了我的存在。1969年9月25日黄昏,我来到了人世,在七姐弟中排行第六,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出生的时候,除了刮着八级大风,再无其他奇特天象。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妻子经常嘲弄我:“难怪你喜欢出风头,原来是叫风刮的。”

妻子所说的“出风头”,指的是我喜欢上网发帖表达意见。她不理解我,是因为不了解我。没哪一个聪明人,愿把自己放到枝头,成为猎人的目标,之所以要做“意见领袖”,一切皆因骨子里的民生情结使然。而这些情结,皆源自于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切身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

为了养活我们姐弟七个,他们起早贪黑种植蔬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用板车拉着一车以分钱论斤两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县城去卖,一直要卖到天色断黑,才能返程,我们姐弟几个,每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远望,等候父母的归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在艰难中成长。

我很心疼我的父母,读书格外用功。我成绩虽好,但性格却不好,特别叛逆。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错别字,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他指出来,让老师下不来台。一位民办监考老师,在监考时用鞭炮驱赶在门外围观的小孩,被我告到公社教育组,结果他丢了饭碗……1978年,南化大队小学撤掉五年级,我不愿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便独自一人拿着优异的成绩单,跑到隔壁公社一所林场小学,找到校长要求转学。校长佩服我的勇气,竟破格收下了我,这件事曾轰动乡里。

不过,让校长没有想到的是,收下我等于收下了一个麻烦。有一次公社教育组在我们小学上公开课,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老师点我的名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张口就答:“我要当总理!”而在此之前,我连班干部都没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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