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平同志领导下1974年的早春是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批林批孔”的矛头直指周总理。接着，什么电影《中国》事件、江青给外交部信件等等层出不穷的风波把个外交部搅得一团糟。那本应是我们度蜜月的佳期，我们却天天应付这层出不穷的风云变幻。一天下来真正是筋疲力尽。冠华1971年上半年曾因肺结核吐血住院，出院后瘦得很厉害，身体也虚弱。尤其到冬季，每年都要犯咳嗽气管炎的旧病。我和他生活在一起以后才明白那主要是因为他可以说一年到头，天天晚上要被特急件叫起来一两次。冬天气温低，从热被窝中起来接文件，批完后再回去接着睡，他虚弱的身体自然是经不起的。我们结婚之后，夜里都由我替他接文件，他可以在床上阅批，避免了受风寒，因而这一年他竟没有犯老毛病。有个安定的家对于冠华来说是艰难日子中最大的安慰。
这时，政治形势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机。在周总理决定住院手术之后，毛主席断然决定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和政府的工作。昏昏然的天际出现了希望的光亮。4月，主席点名建议小平同志率团参加特别联大会议，并指定冠华协助。主席的决定来得突然，但外交部一片欢欣。压在人们心头将近一年的疑云消失了，在为周总理病情无限焦虑的同时，小平同志的掌政总算给人们一丝希望之光。冠华情绪大振，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协助邓小平同志写出了特别联大的报告，其中根据毛主席的精辟分析和小平同志的指示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新观点，在联合国大会上激起了会员国强烈的反应。这是一次极其愉快的任务。邓小平同志在短短的一周内会见了许多国家的与会团长，引起世界的瞩目。冠华作为小平同志的助手心情极好。那时邓小平同志有早起早睡的习惯。可是冠华却恰恰是晚睡晚起。不过他却信誓旦旦地保证他七点钟能起来吃早饭。结果当然常常起不来。有好几次邓小平同志到了七点钟就从十层长走廊他卧室的一头散步到长廊另一头我们的卧室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叫道：“乔老爷，起来吃早饭了！”冠华常大笑说又被堵住了！就在那次开会时，冠华说他那个“乔老爷”的外号是60年代时邓小平同志开始叫的，后来几乎变成乔冠华的代名词。我觉得除了周总理，冠华最为依赖的领导是小平同志。我相信小平同志对他也了解。所以当1975年底那场政治灾难来临，小平同志处境困难时，冠华彻底地失去了依靠力量。记得到1976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冠华又去求助小平同志。我和外交部的几个同志焦急地等他回来。但冠华一回来就神情沮丧，我们急问怎样。他说：“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惫，写字时手稍有些发抖。以前从来没有过。我还怎么能麻烦他，给他增添困难呢！”据说在后来的灾难中，有人要置冠华于死地，把他关进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挡住的。再后来当冠华癌症开刀前，当时外交部的领导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护了冠华。尽管后来冠华始终未能见到小平同志，但他对在他患难之时得到的关怀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那次特别联大，我担任邓小平同志的英语翻译。出发前，小平同志嘱咐我们说他的听力不好，翻译时声音要大一点。我平时说话就较为声大，所以我说没有问题，保证小平同志听得清。但现场翻译时，我还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终于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时，小平同志回过头来说：“你声音放轻一点，太响了！”当时代表团传为笑谈。
从特别联大回来，形势完全改观。因为是毛主席亲自点将由小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内部那些捣乱成性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对。外交部终于又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这是一段难得的平静。虽然部内的领导班子的情况极不正常，没有集体决定的制度，没有部长的决定权，而是大事小事听命于“通天人物”的“传达”，动辄呵斥教训，但大家相信只要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岗位，大的局面不会乱。
那一段时间，也就是1974年夏至1975年夏末秋初，也是我和冠华家庭生活比较平稳安详的一段，也许可以说是十年中唯一的一段！冠华的身体日益健康，体重恢复正常，脸色红润。他的生活也比较有规律。有一次黄镇同志回华盛顿，冠华和我去机场送行。我在休息室外与部里其他同志聊了一会儿，进屋时，黄镇同志叫道：“饲养员来了！”众人大笑，我不知何意。朱霖同志笑着说：“我们大家都说老乔现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没有见他像现在这样气色好。老黄说这多亏家里有个好饲养员，把这头牛喂得这么好。”
冠华无比珍惜我们这来之不易的爱情和我们这个家。每当劳累一天，回到家里，我帮他换上便服后，他总爱躺在他那张心爱的藤椅里，喝一口他最爱的碧螺春茶，要我靠在他身旁，轻轻拍着我的手，喃喃地自语着：“Darling，这多好啊！这是我们两人的家！”
冠华用他自己的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记得1974年的6月初，我参加外交部下乡收麦。那时每年麦收季节，中央各机关的干部都要下乡帮助公社收麦。凌晨三点坐大卡车出发，天不亮就下地，要到下午收工。确实是强劳动，一天下来两条腿要疼好多天。司一级领导干部都带头参加。那一次我回到家天已擦黑，累得抬腿都困难了。匆匆洗了澡就躺在藤椅里再也动不了了。这时家里保姆送来一碗冰凉的绿豆汤说：“乔部长晚上有宴会，关照我一定要烧绿豆汤冰起来叫你回来喝。”绿豆汤冰凉爽口，但流入我心头的却是一股温情的暖流！我一生从没有人这样心疼过我，父爱、母爱、夫妻之爱都汇入这小小的碗中了。
九点刚过，冠华就回来了。一进院子就听见他急匆匆的脚步和大声的呼唤：“回来了？Darling，你回来了？累坏了吧？！”我想站起来出去迎他，可是腿实在不听使唤，只好扶着躺椅的扶手站起来。此时，冠华已快步直奔书房，一手把我按回躺椅说：“不要动，不要动，绿豆汤喝了没有？”我说喝了，很好。冠华这时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调皮神情说：“我给你带回来一样新奇东西，你猜猜叫什么？”我笑他那么兴奋干什么。冠华从他的两个中山装口袋里一手一个变戏法似的拎出两个浅棕颜色、形状大小似鸭蛋般的东西，放在我手里说：“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摸摸软软的似果子，但从未见过。我说不知道。冠华得意地对我说：“这叫Kiwi Fruit！我看到什么地方写到过这种水果。今晚新西兰大使宴会，最后上的水果是这个。我第一次吃到，就带了两个回来给你。”我看他手舞足蹈，得意得像个做了件大好事的孩子，不禁好笑，我说：“你这堂堂部长，怎么人家大使请客，你捡了两个水果装在口袋里，这多不像话！”冠华理直气壮地说：“那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好东西外国人没见过的更多。我对大使说‘今天夫人去割麦，和农民同劳动。我把这两个果子带回去慰问她，告诉她这是新西兰的Kiwi Fruit，她一定高兴’。大使马上吩咐拿一箱子，我说就要这桌上的两个才有意思。也不用包，放在我口袋里才是我的诚意。大使连声说好。其实这个玩意儿还是从中国去的。中国人不吃不看，倒让新西兰人运到中国来！”说着冠华亲手剥开果实，里面是翠绿的瓤，黑芝麻般的籽，吃起来酸甜，很可口。多年之后，中国市场上才出现这种水果，名为猕猴桃！
第二天，新西兰大使到底还是叫人送了两箱猕猴桃到部里给“乔副部长及夫人”。冠华叫值班室分给党组各位部长和领导以及办公厅值班室的同志。我知道后对冠华说他有时候情绪一上来，做事欠考虑。为我装这水果回来，人家大使又送两箱，这多不好，别让人说闲话。冠华满不在乎，他说：“这有什么？谁爱说就叫谁说。还没工夫去研究每件事谁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