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不好意思，再三向小唐道歉。她说：“算了，算了，将来你们结婚多请我吃点糖就行了。不过，你不要再这样折磨乔老爷了。他每天有多少工作要做。你再这样折磨他怎么受得了？他对你可真正是动感情的。这份情很珍贵，你不要再多想什么了。”我很感激小唐，我说如果我们不在外交部这个环境也许一切都简单得多。小唐很乐观，她说外交部的大多数人都很钦佩乔老爷，都会为他高兴的。这件事发生之后，我深知我已无法改变我和冠华之间的爱情了。无论他在外交舞台上如何娴熟地驾驭外交技巧和手段，他在感情世界里却纯真得像个初恋的少年，也脆弱得像是在暖房中培养出来的小花。我不能再伤害他那颗真诚善良的心。那几天，我对自己充满自责。在几乎所有人的眼光中，我和冠华的婚姻是我高攀了蜚声中外的中国一流外交家，从而戴上了他的“夫人”的桂冠。很少人知道我当时的矛盾恰恰相反，是我能不能舍弃自己面临的政治机遇而甘心与冠华荣辱与共。我从来不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但我也并不能摆脱许许多多个人的杂念。自进入外交部之日起，我就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因为我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这自然在我头上有了一个耀眼的光环。后来出席第一次联大会议又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来往最多的人又是“通天人物”。如果我不同冠华结合，等待我的机遇可能是我自己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我也自信有此能力。我之所以在对冠华感情上的退却正是我无法做出这样的抉择。但在冠华为我深夜醉酒之后，我醒悟到人生最为珍贵的是真情。我终于下决心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也将陪伴冠华终生。
冠华得到我这最后的承诺后，他的喜悦是巨大的。他犹如变了一个人。他对所有人微笑，他宽容所有的差错，他的脸上出现了红润。我们恋爱的消息此时如决堤的洪水般迅速传遍了外交部，传遍了北京。自然，正如我们所料，一时间什么样的花边新闻都出来了。也许正因为那是个文化枯竭生活无味的时代，所以冠华和我的恋爱新闻成了一味难得的调味品，使人们在枯燥的工作之余津津乐道。不过直接传到我们耳中的却是众多友好的祝愿。外交部内上上下下许多同志都表达了这种情感。尽管三年多之后，在那些当年向我们热烈祝贺的人们中并不乏跳上台去诅咒我们的结合是什么“政治上的同流合污”的例子，但我仍愿意相信他们当时的祝愿还是真诚的。70年代政治生活孕育出的怪胎是人的虚伪和背叛。我在后来几年的经历中见得太多了，使我至今感到仕途可畏。我只希望这一切永远成为过去的噩梦。我和冠华已是这种政治的牺牲品，但愿我们的下一代永远摆脱这个阴影。
毛主席的佳句经过了这场感情的暴风雨之后，我和冠华迎来了春暖花开的1973年4月。这过去的一年，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外交战线也是硕果累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双方决定互建联络处。当年9月日本田中首相访华，中日建立邦交。美、日外交关系的打开改变了当时整个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外交出现了空前繁花似锦的时期，与东南亚各国纷纷开始建交谈判。在这一连串的外交成果中，这年4月廖承志同志应邀率庞大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同时韩叙同志奉命赴华盛顿组建中国驻美联络处。相应地，美国政府于同时派助理国务卿詹金斯来北京商谈建立美国驻华联络处。冠华为他献身的外交事业的成就兴奋不已，也十分忙碌。我们见面时间虽很少，但心中都有一曲美好的歌。他真是个极重感情的人，因为忙，他见不到我，他会在中午干部下班时站在他办公室那临街的窗户前等我下班取自行车回家吃饭那一瞬间看看我的背影。有一次正值春雨连绵，晚上他打电话来说：“今天中午看见你穿的雨衣太短了，骑车挡不住雨，要着凉。再说也很不好看。买一件长的吧。真讨厌我这个人没有自由，不然我陪你去买。”我笑他太不了解民情，那是当时品种少得可怜的商品市场推出的新产品，雨衣分上衣和雨裤。我离家近，雨又不大，不需要穿雨裤。冠华说那叫什么新发明？穿上雨裤一定很臃肿，更难看，千万不可穿！这些电话给他给我都增添了许多生活的乐趣。那时正值冠华与美方詹金斯谈判比较顺利，他高兴之余，写了一首打油诗的前三句，念给我和其他参加谈判的同志听，说他征求第四句。当时中日已经建交，廖承志同志正率领建交后最大的代表团访问日本，而日本的4月又正值八重樱盛开的季节；在地球的另一端，韩叙同志恰好正在华盛顿商谈建立联络处的事情，他下榻的旅馆名为“五月花”（May Flower 1620年，英国约一百余名受宗教迫害的教徒乘名为“五月花”的船漂洋过海，来到北美大陆，在普茨茅斯登陆，成为最早的英国在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者），所以冠华的头三句打油诗是这样的：
八重樱下廖公子，
五月花中韩大哥。
欢欢喜喜詹金斯，
…… 他问谁能想出佳句填最后一行。当时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喜上眉梢乔老爷”，有的又说是“洋洋得意乔老爷”，冠华都说不好。一时就搁下了。没想到过了一日，毛主席召开会议汇报中美谈判情况。那天，毛主席兴致很高，大家也很放松。有人说外交形势大好，乔老爷诗兴大发，写了三句打油诗，可惜还缺第四句。毛主席立即说：“我来给乔老爷填后两句！”大家齐声说好。主席笑着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填后两句：‘莫道敝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
在场的都懂得这段故事，于是大家开怀大笑，说主席这两句真高明！原来毛主席讲的是冠华“文化大革命”高潮时的一段遭遇。1967年，外事口造反派掀起了“打倒陈、姬、乔”的高潮。他们逼迫姬鹏飞同志和冠华到热闹的市中心去卖造反派的小报，内容是打倒自己。冠华分配的卖报地点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前。开头两天有造反派押着去卖。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就把一摞小报分配给冠华，命令他卖完后回去报告并交款。开始时，冠华曾好言与造反派相商说他还是个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王府井叫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造反派当然不会接受。因此当“造反战士”不再监督时，冠华马上想出了好办法。他点了一下小报的份数，并按两分钱一张算出总价，即他应当交付的钱数。待到押送他的造反派刚刚走出视线，他就找了一个街角落，把整摞小报往地上一放，他自己也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酒去了。两个小时之后他慢慢踱回部里，把他从小酒馆用整票子换来的零钱上交造反派说是卖报所得，而且每次都要多交几角钱。于是，造反派讽刺地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