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相识相知（5）

心的感应没料到，我和冠华关系的转折竟也在这次出访。我们在巴基斯坦访问两天，同布托和他们的外长会谈。第二天下午谈判结束，准备次日乘专机回乌鲁木齐。晚上，我和叶成章同志整理完会谈记录，要让冠华审阅后交使馆发回国内。老叶要我拿去给冠华看。他是我的上司，我不好推辞。
我们住在拉瓦尔品第的洲际旅馆。冠华住的是个很大的套间。我推门进外屋时，发现他独自坐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已是夜间，屋内灯光很暗。客厅的墙壁是浅蓝色的，一个伊斯兰风格的圆形彩色大吊灯悬在屋子中间，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清真寺油画。屋内点缀着许多浓烈的热带鲜花和散发着幽香的兰花。吊灯下的圆桌上有个硕大的水果篮子，里面盛满了南亚特产的各种鲜果。房间的主人显然还未动过其中任何一样，因为水果篮外面的透明漂亮包装和绿白相间的缎带都尚未拆开。这时的客厅里只亮着沙发旁的一盏桌灯，在这足有五六十平方米大的房间里，一盏孤灯散发着幽黄色的亮光，照着那画中的清真寺和那淡淡的蓝色墙壁，一切都显得那样朦胧，那样忧郁，很容易勾起人内心的伤感。在这幽暗的灯光下，我看见冠华独坐在长沙发的一端。此时的他似乎除去了一切的戒备，显得疲惫、忧伤。他静静地坐着，似在沉思，似在幻想，又可能是在回忆。我突然从心底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忧伤。冠华也不急于问我有什么事，他似乎还未从那梦境中走出来。他指指桌灯边的小沙发，说：“坐吧！”我坐下，递给他我整理的记录，轻声地说等他看完了我再来拿。他把记录随手放在沙发上，却慢慢地对我说：“不忙，坐一坐吧！”屋内那样静谧，我们谁都不想说话。过了一会儿，冠华慢慢地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你不要放在心上。我很可怜，什么部长不部长，都是空的。我心情不好，你不要生我的气。”他又说：“如果我得罪过谁，你都对他们说我很可怜，不要放在心上，何必呢！”说罢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被他脸上那无限的惆怅打动了，一种同情、一种理解触动着我。我觉得那作为部长的乔冠华只是他天天必须扮演的角色，此时的乔冠华才是他全部的自我。默默地坐了十来分钟，我说：“我走了。”他点点头。我快到门口时他又叫我回去，说：“桌上那一篮子水果你带走吧，你们大家去吃，再带点回去给在乌鲁木齐等我们的东欧司的几个尝尝。”我说：“谢谢你，不过还是明天走的时候一起带吧。今天也晚了，大家都回屋了。”他说：“也好，我告诉远行（他当时的秘书）。”
我那晚办完一切事后回到屋里，怎么也无法摆脱冠华客厅里的那个气氛，心里空荡荡的。当时，我和丈夫已经分开三年，我到外交部后对谁都没有说过。但此时此刻我突然想哭，为命运的崎岖，为生活的不公。
回到乌鲁木齐后，冠华好像仍未摆脱在拉瓦尔品第那天晚上的情绪。他显得平静寡言，总像是在想着什么。晚餐时赛福鼎同志请他吃烤全羊，他似乎很高兴，但过后又出现那种遥远的神情。我的房间正巧在他套间的隔壁，我见他喜欢在走廊里独自散步。我们在乌鲁木齐休息了两天。第二天的上午，冠华提议大家在宾馆院里散步。我们一行十余人跟着他在院中漫步。新疆的8月是很美的，天气比北京凉爽，瓜果特别脆甜。走到一个大花坛前，冠华停下来，那里栽了许多红得发紫的大理花。冠华问新疆陪同的同志：“这花可以摘两朵吗？”一般当然是不允许的，但冠华要摘，新疆的同志自然说可以。冠华真是摘了几朵，我记得当时我们十多人中一共有三个女性，他一人送了一朵，还兴致勃勃地说要照个相。他要我们把花佩在胸前同他一起照相。很久之后，我偶尔翻出这张照片。我问冠华为什么要摘那大理花照相。他说其实他就是想送一朵花给我。他并不知道我当时的生活状况，也说不清是种什么感觉，只是想送我一朵鲜艳的盛开的花。
一个多月后，在我们准备去纽约出席联合国二十七届大会时，冠华从毛主席那里终于得知我的破裂的婚姻。那是在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后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记得是9月29日，第二天我们要出发。毛主席召我们去谈田中首相访华的情况，在座的有周总理、廖承志、外交部的姬鹏飞和乔冠华以及我们几个参加中日建交公报工作的翻译。那天，主席对于继中美关系后又打开中日关系非常高兴。他谈笑风生，古今中外，讲了许多话。当场的气氛也十分轻松。我常常想起那段时间主席和周总理的那种融洽关系，那是多么可贵！可惜，那是在乱世的大环境中，因而在和谐的背后已暗藏着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