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11月，中国进入联合国，举国欢庆。主席、总理推荐冠华出任第一个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总理为首的全体政治局去机场送行。行前，陈老总设家宴为冠华送行，在座的还有叶剑英同志和王震同志。陈老总语重心长，谆谆嘱咐冠华任重道远，多加保重。但是，第二年（1972年）秋天当冠华再去联大开会时，陈老总已离开人世八个月之久。想到一年前与陈老总的欢聚，如今已成故人，冠华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在他出发前夕，写了下面这首诗，悼念他敬重的陈毅同志：
怀人
去年出国时，萧瑟门前柳。
落叶下长安，共饮黄花酒。
今年出国时，景物仍依旧。
不见去年人，泪湿青衫袖。
冠华后来加注曰：“1971年5月27日至7月10日与陈毅同志住‘301’朝夕相处。‘九一三’事发，皆大欢喜。1971年10月底11月初，陈总邀叶帅、王震及我共饮甚欢。不久，陈病复发，1972年1月6日去世。”
后来，大约1981年时，南京军区写作组撰写《陈毅传》时，其中外交分卷“外交家”有很大部分是小鲁（陈毅同志的幼子）带写作组访问冠华的材料。冠华说：“我能为这本传出点力，也是为陈老总最后作点贡献。”
陈毅同志的孩子中昊苏最长，我想他较多知道他父亲与冠华的不寻常友谊，因此嘱咐妹妹丛军代表他送冠华最后一程。黄浦江畔的追思三天后的10月29日，我去八宝山领回冠华的骨灰。奇怪的是那天不仅阴雨而且刮风。我把冠华的骨灰安放在我的卧室里，骨灰盒是我特意定做的：用的黑色大理石，由他的好友丁聪设计，苗子写字：一面是“冠华安息1913—1983”，一面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定做这个骨灰盒时，大理石厂的领导得知是为冠华做的，破例为他特殊加工赶制。工人们听说后自愿三班倒。我送去夜宵，车间主任说：“你不必客气。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乔部长，他为国家作了这么多贡献，这一点是我们应当做的。”最后付款时，工厂不肯收描字所花的金箔的钱，厂长说：“这一点金箔是我们大理石厂全体工人对乔冠华同志的一点心意，感谢他为国增光，人民会记住他的。”当时我感动得泪如泉涌。几年来，这样动人的事一再涌现在我所到之处。感触之余，我更理解冠华深信的“留取丹心照汗青”。
此时，似乎一切都已结束。所有的矛盾随着冠华的化为缕缕青烟似乎也画上了休止符。当我一周后踏上南去的列车离开北京时，除了陪伴冠华到最后的司机张凤午之外，大概没有一个人还记得我要走了，因此也没有一个人来送我。当老张对此表示愤慨时，我不过凄清地一笑，我说：“大概这就是世态炎凉吧！”
我当时离开北京是因为心力交瘁，也因为这院子引起的种种怀念使我精神几近崩溃。我去上海是因为没有别处可去，也因为那里是我生命的起点，我要回到黄浦江畔去追思那过去的岁月，寻找我后半生的起点。
那年的上海冬天又阴又冷。我无数次在蒙蒙细雨中、凄苦的寒风中徘徊在外滩的江岸，一遍又一遍地重温我和冠华共同生活的短暂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