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在外交部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开展“社教运动”后，教师们纷纷批评校党委的结果。当时的工作组组长是曾任驻老挝大使的刘春同志。他在动员报告中明确说这场运动主要是为学校领导整风，他要求全体党员要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敞开思想给领导提意见，并且说不论意见多么尖锐，领导今后都不得打击报复，否则“党纪国法”不容。
于是，英语系教师党支部首先向院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尤其是我所在的党小组的十多位年轻党员，每天在会上都慷慨激昂，希望院领导改掉那些浮夸的作风，认真地深入到外语教学中去，提高教学质量才是高校任务所在。
我们谁也料想不到一年之后，我们所提的每一条意见都变成了我们“秉承黑帮旨意向党疯狂进攻”的“罪证”。万万想不到我们当时的坦率竟断送了吴璞的性命，也影响了其他很多人后来的前途与事业。
“社教运动”结束不久，转眼已进入1966年。我的记忆中好像那年的春天风沙很多，空气中总有一种浮躁的因子在游荡，令人惴惴不安。5月下旬，党内终于传达了中央的“五一六通知”。虽然我们作为基层的党员搞不清楚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但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却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表面上仍是宁静的校园此刻在紧张地等待着这即将到来的风暴。这风暴并没过多久就以排山倒海之势来到了。报纸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势头越来越猛。名义上是一场文化的争论，任何人都看得出其实是一场来势凶猛的政治斗争。接下来，是红卫兵的“扫四旧”。那时的口号是“摧枯拉朽”，那倒真正的是把一切传统的生活彻底地连根拔了。全社会陷入了混乱与恐怖。我那时不放心家中的两老，每天骑车回家。有一天早上在返回学校的半路上无端地被巡街的红卫兵叫住，指责我头发太长，裤脚太小，挥舞着手中的剪刀威胁要剪去我的头发和剪开我的裤脚。后来就开始抓人，什么人都抓，干部都成了“黑帮”，旧社会生活过的人都是“特务嫌疑”，爱抓谁就抓谁，爱打谁就打谁。不知道世界上哪一次革命可以与此相比拟，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是法国大革命？我看到过成群结队的年轻学生，戴着红袖章，挥舞着皮带，把它们一下一下地抽打在人的血肉之躯上；我也看到过他们把一批所谓“黑帮分子”的脸涂成像舞台上的大花脸，头上戴着高帽子，写上各自的“罪名”，胸前挂着大牌子写着自己打×的名字，像一群正在被赶去屠宰场的家畜般地游行示众……
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这种恐怖。内心经受着恐惧和愤怒的煎熬。明知这一切是多么地灭绝人性，却不能说一句自己的心里话，还要虚伪地称颂这是“革命小将造反有理”。这时，住在我隔壁宿舍的英语系青年教师王世芬被吓得犯起精神病。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竟然促使我冒着危险给毛主席写了第一封上诉书。
那大约是在6月中下旬，学校已开始贴各种大字报。当时的外交部派了一个工作组在领导运动，学生们的大字报多半针对过去北京市委领导时期的干部以及一部分教师。那天中午，我去食堂吃饭，见到我隔壁房间的王世芬从食堂打了饭菜端回宿舍。我见她神色异常木讷，手中的碗倾斜着，菜汤不住地往外流。我提醒她，她却似乎没有听见。我匆匆吃过饭，回到宿舍看王世芬时，只见她呆呆地坐在桌旁，用手把许多自己的照片撕成碎片。我们好几个住在附近的教师劝慰她，她却一点听不见似的。那天下午，我心里特别烦躁，实在不想待在校内，于是，骑车到动物园那里转了一圈。傍晚回校时却在半路上碰见了王世芬。她一个人直直地往动物园的方向走去。我跳下车问她去哪里。她对我笑笑，指指前方。我回到学校向工作组报告了见到王世芬的情况，希望他们去找她回来。当天晚上，首都体育馆的工地打电话到学校说有一个女疯子是外国语学院的，在他们那里，要学校去接。工作组想起我向他们反映过，于是派了一辆车叫我和另外一人去把王世芬接回来。
王世芬当时从本校英语系毕业不久。她来自上海，有着江南姑娘特有的秀丽和十分温和的性格。她平时比较内向，从不多言多语，与大家友好相处。在她发病的当天上午，教学楼里的楼梯拐弯处出现了一张她班上学生贴的大字报，不记得批评她什么，但我记得大字报的末尾一句话是：“不管你是李世芬、王世芬，都要揪出来……”我想是这张大字报把娴静温柔的王世芬吓坏了。
当我们赶到首都体育馆工地时见到的王世芬竟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形象。她抓住工地的铁丝网正在对一群旁观者声嘶力竭地演讲。她不知什么时候记住了那么多当时时髦的口号，什么打倒旧市委，揪出“黑帮”；什么去新市委请愿之类。我们走上前去劝她跟我们回去。她向周围的围观者大声呼救，说我们是“黑帮”，要迫害她。那时的许多人好像都丧失了理性。明明是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在讲疯话，却竟然有众多的人响应，要跟着王世芬向“新市委”进军，并且阻拦我们把她带走。那真是很叫人伤心又令人害怕的一个夜晚。王世芬双手抓住带刺的铁丝网，鲜血直流。回校后，她的宿舍在我隔壁，一整夜都听见她在叫喊。一个文静优雅的女孩子突然之间变成了失去理智的疯子，我无论如何难以面对这个现实。
王世芬后来的故事也很悲惨。第二天，她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大约一年后，她回来了。表面上还和从前差不多，只是显得苍白憔悴了一些。她更加安静了，话更少了。大家很同情她，对她很好。她也似乎恢复正常了。这时爱神降临，系里的一位青年男教师对她爱慕已久，此时竟不顾她有过病，毅然与她结婚了。我们都期盼从此王世芬能在爱人和家庭的抚慰下完全康复。没想到不久之后，学校两派打派仗，两个高音喇叭对着吼叫。这一次鬼使神差般又是我第一个发觉她神态异常。那是在一号楼三层的洗手间里，王世芬听着那刺耳的高音喇叭神情紧张，问我：“他们又要打倒谁？”我安慰她说这一切与她无关，不必去听。但没过几天，她旧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听说后来她始终没有能恢复。她在这种情况下还生下了一个孩子，现在也应当二十多岁了。
到这时，我已经无法接受这种野蛮与暴力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革命了，而且还是“文化”的革命。我觉得这是对人性和文明的蹂躏！那时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竟然决定给毛主席写信陈述我对这种暴力恐怖的不解和忧虑，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澜，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我在信中说，现在社会上的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暴力行为。我以为毛主席不了解中南海红墙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详细地描述了种种的现象，重点讲了众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如何挨批斗。我说党的老干部中可能有错误，但打击面不应当那么广，再说他们为建立新中国总还是有过功劳，为什么要把他们当做敌人？我说许多知识分子向往新中国才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来作贡献，如今却都成了“资产阶级权威”挨批挨斗。中国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建设起来？知识分子不怕吃苦，却不能遭受侮辱，而这场运动恰恰是完全在侮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我请求毛主席立即能让我见他一次，面呈我的意见，希望他老人家及时地制止这种把国家推向危险境地的运动。
信送到中南海之后，我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召见。但大约一周后，毛主席叫秘书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主席现在不便见你，但有几句话带给你。一句是要你‘经风雨，见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愁’。”我想我懂那第一句话的含义，但我弄不懂当国家处于如此混乱之际，我如何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呢？
电话是打到家里的。我把内容告诉了父亲。父亲长叹一声，感慨万分地说“中国又要大乱”。我们父女大半生中缺少共同语言，只有到了此时此刻，我才感到我们离得很近。我们都真诚地希望国富民强，安定团结。我们都在忧虑，这乱哄哄的失去理性的野蛮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
这一夜，我想得很多很多。我的象牙塔终于彻底崩坍了！我突然觉得我这三十年都是生活在梦幻中，我是那样幼稚，现在才真正长大了。从此我只能独自面对这荆棘丛生的人生去探索我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