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需要去学校读书，就和赋闲在家的姐姐一起担负起监督父亲的责任。
我和姐姐执行的是母亲的旨意，她命令我们监视父亲的行动。
母亲那个时候要去马武山的小煤窑工作，她和很多男性矿工一样，要穿着满身煤屑的窑衣，穿着不合脚的胶鞋，戴着不合脑袋的安全帽下煤窑。我们见过母亲下煤窑，那时候我们经常去马武山的小煤窑，去那里捡可以卖钱的废铜烂铁，那时就会看到我们的母亲。在走进煤窑之前，母亲会抽一支烟，她把头上的安全帽垫在屁股下当坐凳，她的手指夹着烟，深吸一口，再吐出来。这个动作很有风格，很酷，如同我们现在经常在城市的酒吧里或者餐馆里看到的吸烟的女孩子一样。
我们围坐在母亲身边，看她抽烟。母亲的仪态很有魅力，我想她会吸引男人的目光。在下矿井的男人眼里，只要有女人出现，都会让他们流连，令他们痴迷。但是我想没有男人敢打母亲的主意，她是那座煤窑出了名的检修工，机电大拿，她和别的窑工不一样的是在她的腰间系着皮带，皮带上挎着硬牛皮套，牛皮套里插着钳子、改锥、扳手、螺丝刀等等工具，她的样子很像挎着枪的士兵，看起来英姿飒爽。在那座小煤窑，没有男人敢惹母亲，没人敢惹是因为男人们惧怕她身上的一股正气。
是的，正气。这是老窑工们对母亲的形容，也是对她的评价。
据说有男人对母亲怀有不轨的想法。工长刘海宽借着他的权力随意地挑选女工，那些在煤窑干活的女人们为了能分到不那么繁重的营生百般讨好刘海宽，他要什么给什么。但是刘海宽的趣味很古怪，他不是很看得起那些送到他怀中的女人，他打起了母亲的主意。但是在他突然从身后抱住母亲的时候，他得到的回报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很多人看到了这一幕，恼羞成怒的刘海宽不肯罢休，他扑上去就把母亲按倒在地，恼怒和羞耻让他的心变得凶狠，他本来只是想调戏一下母亲，没想到会得到一记响亮的耳光。他凶狠地把母亲压在身下，就那样当着很多男女窑工的面骑在母亲的身上。刘海宽没想到的是母亲从挎在身上的工具套里摸出一把改锥，她挥起改锥就扎在了刘海宽的背上。
你妈的眼睛里不揉沙子。这是老窑工乔山对母亲的评价。她身上有股正气。乔山说。
多年以前，我家里还会有老窑工们来做客，他们可能是父亲的朋友，也可能是母亲的同事，老窑工乔山就是上门来的人之一。因为这股正气，很多人都不敢打母亲的主意。我想，因为这股正气，父亲的日子也会不好过。就是说他不能随心所欲地生活。他要承担起自己在家庭中的责任，他要在某种规则之内行事。这个没有商量，也没有妥协的余地。
小煤窑是在马武山脚下。一条长满枯草的土路蜿蜒曲折地通向那里，枯草和黄土因为日久被弥漫的烟尘所覆盖渐显黑色。小煤窑的附近是一座工棚，不分昼夜都会亮着昏黄的灯。工棚的漆皮脱落的门板已经从门框上脱下来，歪斜地靠在门框上。代替门板的是一张挂在门上的黑帆布，撩起黑帆布就看见了工棚里边的景况。一铺大炕，炕上是破旧的颜色发黑的竹席，窑工们有时候上炕不脱靴子，他们就那样蹲在炕上，说话或者吃什么东西。这当然指的是正常的时候。在煤窑总会有不正常的时候，比如落顶，就是工作面有窑顶塌落；比如透水、跑野车，再比如瓦斯爆炸。这些是煤窑常见的事故，事故发生的时候，这里自然是另一番景象。
母亲不是很愿意我们到井口来玩，她觉得这很危险。但是我记忆里她也并没有多么坚决地反对，而是听之任之，她不在意那些事情。矿区的孩子大多不被家长娇惯，去哪里玩都可以由自己决定，只要不出去偷抢，家长一般不会干预。要是有孩子偷抢，被家长发现肯定是挨一顿暴揍。在那时母亲应该是愿意看到我们到煤窑的，她可以看到我们，也可以获得家里的消息。因为母亲是三班倒，就是说在每个月里，她有15个白天是在矿井里，有15个夜晚是在矿井里。换句话说，对于母亲而言，她并不能完全掌控她在家庭里的局势。父亲总有时间是在她掌控之外的。
这个局面显然不能使母亲放心，她就把监督父亲的责任交给我和姐姐。
姐姐刚从插队的西村办理病退回到家里，她接受了监督父亲的责任。
我总以为姐姐比我更胜任这个责任，因为说到底她已经是成人了，她有着成人的意识和判断。比如有一天，父亲跟姐姐要去了她戴的英格手表。为什么要去这块手表？要去手表做什么用？对我来说这不算问题，对姐姐来说这是问题。她服从了父亲的要求，把英格手表从自己的手腕褪下，交给父亲。父亲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要这么做，显然父亲是心虚的。
那块英格手表是姐姐去西村插队那年，母亲特意买给她的。这也是姐姐最心爱的东西。
姐姐对我说，手表肯定是给了那个女人。爸爸还说不要把他要去手表的事情告诉妈。
我现在还能记得那天跟姐姐谈话时的情景。我们分别坐在院子里的两块青石上，秋阳正从高空照到我家的院子里，在我们的脚边有好几只公鸡和母鸡，它们抖动着红色的下垂的鸡冠，伸长着脖子在地上觅食，它们不时发出只有它们自己才能懂的咕咕的声音。还有一头猪躺在猪圈里。浑身长满黑色猪毛的猪肥得已经难以站立，它每天的状态就是横卧在猪圈里，那是属于它自己的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