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督粤的龙济光借“水灾善后有奖义会”之名，招商承办铺票公赌，省府的承办权由著名殷商麦竹寰投得。霍芝庭财势不如麦氏大，自然得甘拜下风。但霍氏绝不寂寞，开始与龙氏的部下结交酒肉朋友。一个商界老友发现高佬裘竟然与龙大人的幕僚称兄道弟，拜托霍氏去广府活动，拿下江门、佛山两地的铺票分厂经营权。高佬裘贤弟果然了得，马到成功搞掂江门、佛山的铺票承办。不料，此位老友有事脱身不开，霍芝庭便与植梓卿合资，先向广府缴纳高额的赌牌费，然后投资租馆办票厂。霍氏与植氏分工，霍氏坐镇江门厂，植氏主理佛山厂。两厂均是1916年元月正式开票。
霍氏并未真正坐镇江门，没多久便杀回广州来，与同行大冤家麦竹寰抢一杯羹。
铺票开办之初的晚清，票价高者一元，低者也有半元。那是官府和绅士们定的不成文的规矩——富有者参赌。那时，广州一个伙计的月薪才两块银元，参赌无疑是一种高消费博娱。后来铺票的参与者越来越多，为推行大众化，票价才一降再降。麦竹寰承办广州铺票，票价定为1角5分一条，对下层市民来说，这也是高价赌资。
江门的票价定为5分一条，这是因为江门的富裕程度低于广州。但霍芝庭深知，广州也不是富豪遍地，贫穷而又祈望发财的人不计其数，他们会为广州昂贵的票价发愁。于是在1916年春节甫过，广州街头赫然出现江门铺票代投处。投买不起1角5分铺票的人，立即转为投买5分的江门铺票；即使出得起广州铺票赌注的人，为贪同样赌注而有三次中彩机会也投买江门铺票。广州铺票头彩5万，江门是万，赌客打过“一次与三次”的经济算盘后，大都把赌注压向江门票。不论何处出售的江门票，开彩均在江门的票厂，但霍芝庭会把中彩的票号迅速送至广州的代投处，中彩者可就地凭票根对彩领取彩金，极大地方便了广州的票友。
江门票走俏省府，有充沛赌资做后盾的霍芝庭很快就把头彩提到2万、3万。而广州票少有人问津，生意萧条的麦竹寰不得不把头彩降为3万、再又降为2万。这样，广州票更无人问津。
广州票商麦竹寰向龙济光告状，当时桂系护国军正在与龙部交火，龙济光地位岌岌可危，没有理睬麦竹寰。退一步讲，就算龙氏在广东的地位稳如泰山，未必会维护麦竹寰，因为其时霍芝庭已与龙氏的亲信打得火热。
1918年，桂系军阀陆荣廷督粤期间，由军官组织的源源公司牵头，掀起广东番摊公赌潮。筹饷当局将广州市区开片招赌，霍芝庭投得珠江长堤繁华地段的赌区，每月承饷3万元。霍氏一家伙在长堤开设明德、荣生、广恒、广益四间番摊公司，因头寸较紧，拉他在澳门赌业的老友李镜泉参股。
霍芝庭在广州赌界名声大噪，为当时最大的番摊商。
1920年，陈炯明出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他以军法禁赌，赌界风声鹤唳。霍芝庭与李镜泉逃到澳门，澳门挤满了粤省的赌商，霍芝庭见难以继业，便转道香港避风。
霍芝庭并未做寓公，而是从事银行资产买卖。香港有一间华商民营的广东银行，创立于1912年，是当时香港唯一的华资银行。该行开办招股时，霍芝庭认了一些股份，但不是大股东，勉强算是开创元老吧。华资银行怎能与汇丰、渣打、有利等英资银行竞争？不少股东心灰意懒，打算抛售股份。霍芝庭无法预测陈炯明的天下能坐多久，陈炯明在清末做议员时就是铁杆禁赌派，陈炯明只要在广府一天，赌商永无翻身之日。而澳门赌商云集，生意难做。权衡之下，霍芝庭就陆续接下别的股东让售的股份，以当时霍氏的财力论，霍氏的持股量不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