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赌博财物者，处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或科二千元以下罚金。但供人暂时娱乐之物为赌者不在此限。
三．发行彩票者处二等或三等有期徒刑，或科二千元以下罚金，为买彩票之媒介者，作共犯论。购买彩票者，处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或科一千元以下罚金（笔者注：陈炯明仍把彩票与直接博钱之赌博区别对待，只列入广义的赌博）。
四．犯本章各条之罪者，分别军民由宪兵警察等任检查。缉获后省城附近由军法处办理，各属由县知事详请军法处较准办理。
“广东赌博罪暂行章程”是以袁世凯时期颁发的“暂行新刑律?赌博罪”为基础拟定的，其量刑标准重于后者，也重于“大清例律”相关条例。不过，无论是清朝还是民国的赌博罪处罚条例，若能贯彻，可确保赌博无容身之地，更不可能出现商业性的赌业。
关键是由什么人来执法。
按禁赌暂行章程，对案犯的处罚不由政府司法部门执行，而由军法处办理，这便是陈炯明“军法禁赌”的来由。在陈炯明下台后，广东当局也实行过军法禁赌，但成效不大。因此，军政首长的态度如何，至关重要。
相对晚清和民国的历任粤省军政首长，陈炯明算得上铁面无私的禁赌包公。
在陆荣廷治粤时，《南越报》主笔李汇泉被桂系军官杀害。陈炯明返粤主政后，立即下令军警调查血案元凶及凶手，李汇泉儿子李集瑜投辞商团及公安会，请代为转呈省公署，请求抚恤。元凶及凶手虽未查清落案，陈炯明为了激励拒赌英杰，宣布为李汇泉昭雪，并亲书“义抗赌凶”的字幅，赠予李汇泉后人。
禁赌章程，自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正式生效，届时广州市面没有一间赌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陈炯明败退广州。而在全省，也没有一间官准的赌馆。地下私赌偶有耳闻，但不盛行。
当然，暂行章程和实施细则，也有不完备之处。如暂行章程中“但以供人暂时娱乐之物为赌者不在此限”，很多军政官员提出质疑。１２月８日，汕头议员杜国英致电陈炯明：“惟查禁律第四条末有但以供人暂时娱乐之物为赌博者，不在此限二语，意颇含糊，未知系指麻雀（麻将）否。”杜国英认为“麻雀一物，凡中流以下之人物，多沉溺其中，流毒当比番摊杂赌为尤甚。”杜氏主张，不论麻雀是赌是娱，一概取缔。
汕头警察厅长王雨若也致电陈炯明请示：“设如酒楼旅馆用筹码打麻雀牌，未赌银钱，是否在暂时娱乐之限？”
陈炯明复电：“斗雀打鸡之类，风气盛行，劳民伤财，废时失事，与以暂时娱乐为目的，尤不可同时而语……在酒楼旅馆打麻雀牌，用筹码计算，则正系意图规避，以达其授受财物之目的，当然不能认为暂时供人娱乐。”
上有喜者，下有好焉。尤其是杜国英的电谏，逼得陈炯明将网口收得更紧，连在公共场所玩麻将都不许。在细则中，车马炮（象棋）也在禁止之列。
陈炯明禁赌只限于赌博范围，还不至于将人们的娱乐也取消。下面的官员投其“所好”，使得禁赌扩大化，也使得禁赌令民敢怒不敢言，最终导致陈炯明丧失群众基础。
笔者所查阅的历史资料中，多谈到陈炯明禁赌期间的私赌问题。如陈的部将叶举、洪兆麟、杨坤如等，在禁赌高潮中，均曾躲在公馆里聚赌。因当时赌具的范围已扩大到麻将、象棋，他们是博娱，还是赌钱？资料均无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