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8)

记者:他们当时打您的时候,您感觉他们下手重吗?

彭梅魁:那棍子打得挺疼的。尤其是我这个肩膀,以前长了一个肉瘤给割掉了,这一块没有肉,打到这一块特疼。打了一阵,后来我又被打倒了一次。我心想,倒了我就多躺一会儿,坐着也挺累的,我就躺那儿。他们说,你起不来呀,不起来就再打你。我也不说话,就自己爬起来。就这样打了半天。我们5点半下班,下了班他们叫我回去了。

记者:听说当时您连后事都安排好了,告诉丈夫不用管您妈妈,不用给彭老总送东西,可是他坚决不同意。

彭梅魁:我当时回家跟我爱人说,我这次要死了,我妈妈你就不用管了,叫我弟弟去管吧。那时是1967年,我们还在给伯伯送东西,我就问我爱人,这东西还送不送?他说,他不是你的伯伯吗?也是我们的老前辈,不送不合适啊,我要送到底。我爱人挺坚决的。

记者:因为您跟彭老总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您受了牵连。对待这种关系,当时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为什么您却一如既往地照顾他,甚至在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您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着他?

彭梅魁:伯伯没儿没女,他要是有儿女,我不会抢着去照顾他。我从来没有跟伯伯要过半点东西,他给钱我都不要。那时候我们俩都挣钱不多,伯伯的工资比我高,要给我些钱,我说我够花。伯伯对我们不错,是他把我接到北京来上学的,要不然我现在可能识不了几个字。现在他有难了,我不能不伸把手,我不能不管他。

批斗会上的探视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被监禁,家属不能探视。梅魁要看望伯伯,只能去他的批斗会现场。看到伯伯被批斗、挨打、游街,梅魁心如刀绞。但是她也亲眼目睹了伯伯作为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他从没有向邪恶势力低过一次头,没有对党有过一丝的动摇,梅魁被深深地震撼了。

记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彭老总被红卫兵关押,不允许家属探望,听说那时您要想见见伯伯,只能到彭老总的批斗会上去看一眼。当时批斗会的情形您还有印象吗?

彭梅魁:1967年7月的一天,我在中山公园的南墙看见一张海报,说什么时候要在什么地方批斗彭德怀。我就戴了个大口罩,骑着自行车去了。那次人很多,操场上都站满了。我挤进去站在中间,我能看见伯伯,伯伯却不可能看见我。

批斗的时候,我看见伯伯弯着腰,手被人向后拉,伯伯已经是60来岁的人了,这种姿势太难受啦。伯伯说他要喝口水,休息一下,人家不给水喝,还向他吐唾沫,打他。张闻天和他在一块儿。大概斗了两个多小时。

批斗完了,就要他们上车。伯伯不肯上车,他说他要喝水。大家向他吐唾沫,使劲地压他,都压得摔倒了。摔倒了又拉起来,让他把手背到后面,拿个板插到背上,翘得老高。当时在那看得我心里是直想哭啊,但哭不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上了车,我就骑着车子追,可是汽车走得快追不上。听说汽车游遍了全北京。

记者:您一开始相信党的话,认为伯伯政治上犯了错误,这时看到伯伯遭受这种折磨,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彭梅魁:他们这么折磨他,作为晚辈我心里非常难受,我觉得我伯伯不应该遭受这种罪。我想国家怎么搞成这个样,就我所知道的,伯伯他干了不少好事啊,他干的都是对人民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没有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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