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他们当时打您的时候，您感觉他们下手重吗？
彭梅魁：那棍子打得挺疼的。尤其是我这个肩膀，以前长了一个肉瘤给割掉了，这一块没有肉，打到这一块特疼。打了一阵，后来我又被打倒了一次。我心想，倒了我就多躺一会儿，坐着也挺累的，我就躺那儿。他们说，你起不来呀，不起来就再打你。我也不说话，就自己爬起来。就这样打了半天。我们5点半下班，下了班他们叫我回去了。
记者：听说当时您连后事都安排好了，告诉丈夫不用管您妈妈，不用给彭老总送东西，可是他坚决不同意。
彭梅魁：我当时回家跟我爱人说，我这次要死了，我妈妈你就不用管了，叫我弟弟去管吧。那时是1967年，我们还在给伯伯送东西，我就问我爱人，这东西还送不送？他说，他不是你的伯伯吗？也是我们的老前辈，不送不合适啊，我要送到底。我爱人挺坚决的。
记者：因为您跟彭老总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您受了牵连。对待这种关系，当时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为什么您却一如既往地照顾他，甚至在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您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着他？
彭梅魁：伯伯没儿没女，他要是有儿女，我不会抢着去照顾他。我从来没有跟伯伯要过半点东西，他给钱我都不要。那时候我们俩都挣钱不多，伯伯的工资比我高，要给我些钱，我说我够花。伯伯对我们不错，是他把我接到北京来上学的，要不然我现在可能识不了几个字。现在他有难了，我不能不伸把手，我不能不管他。
批斗会上的探视
“文化大革命”中，彭德怀被监禁，家属不能探视。梅魁要看望伯伯，只能去他的批斗会现场。看到伯伯被批斗、挨打、游街，梅魁心如刀绞。但是她也亲眼目睹了伯伯作为一个革命家，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他从没有向邪恶势力低过一次头，没有对党有过一丝的动摇，梅魁被深深地震撼了。
记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彭老总被红卫兵关押，不允许家属探望，听说那时您要想见见伯伯，只能到彭老总的批斗会上去看一眼。当时批斗会的情形您还有印象吗？
彭梅魁：1967年7月的一天，我在中山公园的南墙看见一张海报，说什么时候要在什么地方批斗彭德怀。我就戴了个大口罩，骑着自行车去了。那次人很多，操场上都站满了。我挤进去站在中间，我能看见伯伯，伯伯却不可能看见我。
批斗的时候，我看见伯伯弯着腰，手被人向后拉，伯伯已经是60来岁的人了，这种姿势太难受啦。伯伯说他要喝口水，休息一下，人家不给水喝，还向他吐唾沫，打他。张闻天和他在一块儿。大概斗了两个多小时。
批斗完了，就要他们上车。伯伯不肯上车，他说他要喝水。大家向他吐唾沫，使劲地压他，都压得摔倒了。摔倒了又拉起来，让他把手背到后面，拿个板插到背上，翘得老高。当时在那看得我心里是直想哭啊，但哭不出来，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上了车，我就骑着车子追，可是汽车走得快追不上。听说汽车游遍了全北京。
记者：您一开始相信党的话，认为伯伯政治上犯了错误，这时看到伯伯遭受这种折磨，您怎么看这种情况？
彭梅魁：他们这么折磨他，作为晚辈我心里非常难受，我觉得我伯伯不应该遭受这种罪。我想国家怎么搞成这个样，就我所知道的，伯伯他干了不少好事啊，他干的都是对人民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没有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