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孩子也没有人管，虽然我和他们的爸爸还没离婚，但他在东北那边，孩子只好放在家里，大的管小的，当时满街的人都欺负他们，孩子们真是可怜。后来我就跟他们造反派要求，我说我那孩子满街溜达，是死是活我还不知道呢，我要求每天都见孩子一面，我就放心他们还活着，死了我也问个清楚到底怎么死的，谁害死的，我就这么说。因此我就让孩子每天给我送饭来。
记得有一年过春节，一天没见孩子的面，我等啊等，头一天晚上三十都没有见着面，到大年初一的下午5点了还没有饭，我就跟门口儿值班的人说，家里还没有送饭来，你是不是去看看。他就找了个人去看，后来回来说，你放心吧，孩子们都好好的，一会儿给你送过饭来。后来孩子送来了饭，告诉我说，在街上放炮玩儿，忘了做饭了。我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记者：作为共和国主席的女儿，您经受了比常人更多的磨难。您父亲给予了您的一生，使您经历过艰辛，感受过委屈，也沐浴过爱。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主席在河南开封含冤而逝。您最后一次见父亲是在什么时候？父亲的去世对您的影响挺大的吧？
刘爱琴：我最后一次见父亲是1966年7月，因为要把我们计委揭发乌兰夫的材料送给主席，回来住了一宿。父亲交代了几句，说，乌兰夫的缺点可以提，但他的事情都是中央管的，你们不要对乌兰夫怎样。他那时候还行，没有什么变化，还主持着工作组。我没想到这竟然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文革”开始后，我特别担心父亲的身体，他原先的肺病非常严重。我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吐血，维持着生命。我那时想无论他走到哪儿，只要光美妈妈在他身边，就很有希望，很好。结果听说把光美妈妈关起来了，这心里就老是那么提着，吊着……
大概是1969年11月16号吧，我听说父亲去世了，我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也随之轰然倒塌了……我两天两夜没吃东西，没有起床，泪就是这么流。我把自己对父亲的感情通过眼泪寄托出去，觉得自己不争气，不为他争气。两天过去了，到了第三天的下午，我就觉得我要死了似的那种感觉，实在不行了，我只好拖着两条发软的腿，出去买点儿东西吃。这时候由难受变成了恨。我想日子得过，命得留下……
我们这个家庭可以说共有5个人，父母、哥哥、弟弟和我。父母都走了，哥哥刘允斌也在1967年被迫害去世了。我哥哥命运比我凄惨，他从小就是个好学生，学习用功，非常懂事，后来从事核研究。在苏联结婚生了两个孩子，比我晚几年回国，回来后就到包头从事原子弹氢弹研究，几乎与世隔绝，一门心思从事他的研究工作，性格比较内向，有什么事都放到心里头，不多说话。后来因为父亲的事挨批斗，他想不通，最后无法忍受精神的折磨，1967年11月卧轨自杀了。在包头市北的铁路上，死得很惨。
我弟弟刘允若也被关进了监狱。因为1967年初，江青说过一句话：“刘允若不是好东西！”弟弟就被逮捕了，在狱中关了8年，受尽了折磨，得病差点死在狱中。1974年12月出狱的时候，他精神也受了刺激，走路哆里哆嗦，说话嗯嗯嗯，你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话，他还一个劲儿地说，身体非常差。1977年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二，我带女儿到他住的农家小院找他。一推门，发现他平躺在土炕上，早已停止呼吸。我弟弟一辈子没结婚，也没有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