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发生电影资料馆危机，是因为某些公务员对朗格卢瓦本人怀有敌意。隐藏在这种敌意背后的是不可告人的对诗歌的仇恨，更确切地说，是对行政力量过快发展的机构内部的诗意行为的仇恨。亨利·朗格卢瓦不是拍摄电影的人，而是放映电影的人。购买电影，交换电影，偷窃电影，挽救电影，这些行为无法成为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爱好的满足。朗格卢瓦可能是电影爱好者中最有天赋的一位。我不知道，把一生都奉献给电影的朗格卢瓦内心深处是否曾为自己没有拍摄电影而感到遗憾，但我相信一个电影人，不管他有没有才华，是不会创立和发展电影资料馆的，因为一位艺术家，就算他思想开放，充满好奇心，宽容而善良，他也不会真正理解和接受同行的成就。
通过在文学上取消省略号的做法，普鲁斯特提前否定了二十世纪唯一能和他匹敌的作家路易-费迪南·塞林纳（Louis-FerdinandCéline）的作品。在战前的法国电影界，从雷诺阿到布努艾尔，所有重要导演都嘲笑阿贝尔·冈斯作品的狂热与夸张。三十年代初，勒内·克莱尔唯一瞧不起的人是马塞尔·帕尼奥尔，就像后来奥逊·威尔斯看不起罗西里尼一样。希区科克认为他的那些拍摄有声片的同行从事的工作就是“为说话的人拍照片”。当罗贝尔·布列松自己拍摄《圣女贞德》时，别人问他对卡尔·德莱叶的同名电影有何看法，他回答：“我在里面看到了鬼脸大联欢。”
我举的这些例子并不鲜见，也没什么可耻的，这是常有的事，而且必然会有。只有艺术爱好者才会与所有的琴弦产生共鸣，才会欣赏所有艺术家的作品。当我们由影迷成为导演，无数等待我们解决的专业问题使我们忘记了值得我们欣赏的东西，并迫使我们制定出各种不成文的规则，因为这些个人规则的限制，同行的作品在我们眼中失去了新鲜感，因为他们遵守的是自己发明的规则。
因此，和普遍的观点相反，大家并不希望一名导演担任评委会委员，更不希望他们成为电影节或电影资料馆的主席。尽管朗格卢瓦性格古怪，任性，但他是最好的电影资料馆馆长，因为从他开始收集电影的那天起，他就拒绝对电影进行分类和挑选，他认为每一卷冲洗出来的胶片都应该得到妥善的保存，防止它们因为追赶时髦而做出的草率决定而遭到遗弃。关于这一点，理查德·鲁德写得很清楚，他在书中写道，朗格卢瓦和他同时代的导演不同，他保护路易·弗亚德（LouisFeuillade）的电影，还有离我们近一些的，遭到美国知识分子轻视的霍华德·霍克斯的电影。朗格卢瓦感性地爱着电影。
当朗格卢瓦的某位老友或合作伙伴不再“无条件地”支持他时，亨利因为无法接受友谊或合作中的半点瑕疵而立即把那人视为敌人，但朗格卢瓦依然会毫无怨恨地谈论他，而且几乎总是会解释说：“出现这种矛盾完全正常，某某过去一直视我如父，只是现在他觉得必须把父亲杀掉了。”1973年，我默默地辞去了电影资料馆董事会成员的职务，当朗格卢瓦和别人谈论起我时，应该也用了同样的话。虽然我对1968年以后的电影资料馆深感失望，但是这种失望不影响我对朗格卢瓦的友情，当我看到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日渐淡漠时，我感到忧伤。
后来，我有幸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见了亨利最后一面。1976年的某个夏夜，洛特·埃斯内（LotteEisner）的侄女们在纳伊举行宴会，为她们令人爱戴的姑姑庆祝八十大寿。当时，大多数法国人正在休假，一部分亲友参加了晚宴。那晚的天气格外好，窗户敞开着，正对布洛涅森林里最美的树。侄女们举止优雅，皮埃尔·普列维说着俏皮话，洛特·埃斯内容光焕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大家吃着糕点，喝着香槟。气喘吁吁的朗格卢瓦不再一味地谈论电影资料馆，他提到了自己的健康状况，这是令他的亲友更加担忧的话题。有位牙医想为他把所有的牙都拔掉，一位全科医生想送他去疗养，一位外科大夫说要给他动手术，朗格卢瓦拒绝了所有的建议，他谈论这些医生时就像当年谈论政府监督员，但大家依然说说笑笑。终于有一次，与电影资料馆有间接关系的会议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没有阴谋，没有戒备，没有怀疑，大家为一位天使祝寿，因为洛特·埃斯内曾是电影资料馆的天使，就像玛丽·梅尔松是电影资料馆的贝亚特丽斯。
亨利比洛特·埃斯内小十八岁，但半年后他离开了我们。死于疾病还是死于忧伤？我相信第二种假设，朗格卢瓦死了，他的内心一直被无力感折磨着：只有一个人创造的东西，他无法将它保存。
《电影资料馆的人》序理查德·鲁德著贝尔丰出版社，1982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