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艺术家非常腼腆，以至于他从不提“艺术”二字，菲利普是一位讽刺诗人，一位有所保留的诗人，在镇小学的操场上，人们这样谈论他：
他作诗
却没有作诗的样子
他不想写诗
却写出了诗。
在菲利普的作品中，幽默是最重要的。二十年前，他幽默地给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取名菲尔德布罗科（Fildebroc）。德·布罗卡不太在意电影爱好者的评论，他无法忍受那些累人的讨论。一天，一位影评人--他的名字与某位罗马皇帝的名字相近--走到菲利普面前，口若悬河地分析为什么菲利普的新片让他失望。当这位影评人--他是菲利普的一位老朋友，虽然他极度缺乏幽默感--结束演讲时，菲利普看看他，然后指着自己的皮鞋说：“嗯，您说的有道理，不过您不觉得我的皮鞋很好看吗？”
菲利普不怎么同情孩子，但我们得承认，当电影剧本要求他把镜头对准孩子时，他总能克制住自己的“杀人”本能。相反，和滑稽的小老头待在一起时，他总能感到无比的满足，也只有在他的电影中，我们才能“最后一次在银幕上”看到皮埃尔·帕洛（PierrePalau）或吕西安·兰堡（LucienRaimbourg，《等待戈多》中弗拉基米尔的扮演者）这样的天才。菲利普把这些形象生动而老态龙钟的老人打扮得漂漂亮亮，给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并把最美的特写留给他们，好像他要从他们身上为自己找到一位爷爷，而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亲。
我写这篇文章时，记者们都在乐此不疲地攻击那些在电影中讲述自己的导演，好像事先都商量好一样。他们骂得最多的话就是“自我中心主义”。肯定有人批评过菲利普·德·布罗卡陷在自传中不能自拔。不过，只要列出他拍过的电影的片名，我们就能勾勒出他的肖像：《滑稽演员》（LeFarceur），《走运的人》（LeVeinard），《有教养的人》（Unmonsieurde(bonne)compagnie），《心的国王》（LeRoidecoeur），《不可救药的人》（L'Incorrigible），《夺命太阳下》（LeMagnifique）。我不敢对影片《好色之徒》（LeCavaleur）发表我的看法，因为布罗卡在他的生命之墙上贴出了仙那度的告示：“不要擅自闯入”。
在影片《心的国王》中，菲利普为我们讲述了发生在法国的一个小山村的故事。一战期间，所有村民都逃走了，一群精神病医院的病人占领了这个村子，他们成了理发师、酒馆老板、杂货店老板、牧师、邮差……1967年12月，该片在法国上映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很难说清具体原因。为了扭转票房窘境，圣诞节的第二天成为专场放映日，人们可以免费进入影院观看这部电影。各大日报用整版篇幅刊登免费放映的消息。完啦！虽然免费，但影院依然空无一人！然而这部《心的国王》却是十二年来最受美国观众欢迎的电影之一，而且，该片刚刚开始它在纽约的第四或第五次专场放映。好好想想吧！关键在于，按照格林威治时间，德国步兵总是在半夜十二点敲钟。
还是在美国，由于电视得到特殊保护，只有文化频道播放欧洲电影，影片都配有字幕，而且通常在半夜播出。只有一部法国电影成功地挤入三大电视台的黄金时段，它就是贝尔蒙多倾注全部心血拍摄的《来自里约热内卢的人》。这部影片用略带意大利口音的英语配音，在影片的第一部分，这种口音显得比较奇怪，但最后却非常适合我们这位极有天赋的超一流人物的赤手空拳的打斗。
因此，只有在美国观看菲利普的作品，才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力。大学生非常喜欢他的电影，以至于这些校园电影人常常同时放映他的两部电影，他们好像要把布罗卡姓名中的介词“德”（de）替换成与它发音相近的数字2：菲利普·2·布罗卡。
几年前，刚刚与贝尔蒙多拍完《夺命太阳下》后，雅克丽娜·比塞（JacquelineBisset）把我带到洛杉矶圣塔莫尼卡街的一家电影院，那里正在同时放映《玛丽的怪念头》（LesCapricesdeMarie）和《心的国王》。电影院里座无虚席，每位观众腿上放着一大筒爆米花，熔化的黄油使爆米花也变软了，所以咬起来没有声音。每个画面都留给人深刻的印象，每行字幕都不可缺少，每个插科打诨的片断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是理想的氛围。走出电影院的时候，雅克丽娜·比塞表达了最高的赞美，我在这里把她的话复述一遍，因为菲利普听到了会高兴的。她说：“如果和菲利普合作之前我已经看过他的电影，那我就不会缠着问他为什么要设置我这个人物，我就不会打扰他，而会像饰演动画片里的一个小配角那样演好我的角色。”
雅克丽娜说的对，因为我们的确要从泰克斯·艾弗利（TexAvery）那里寻找菲利普·德·布罗卡的传承关系。和汤姆和杰瑞一样，菲利普知道生活是一个玩笑，他知道办公室被错误的人占据着，他们自以为是部长、律师、艺术评论家、无政府主义者和会计师。所以在菲利普的镜头里，那些人从来不会坐着或躺着，而是以每秒18桢的速度跑来跑去，他们总是在追赶，总是为了躲避现代世界的重压而逃跑。
以上这些就是我喜欢菲利普的原因。我喜欢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是幸福的。我的证据？我从未听他说过别人的不好。
《晨报》，1983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