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登舞台
我到巴黎的最初几年，只和西班牙人来往，没怎么听说过超现实主义。一天夜里，我路过“丁香园”咖啡馆，见到地上有碎玻璃。原来在为拉施尔德夫人举办的晚宴上，两个超现实主义者一一记不清是谁了一一羞辱并打了她，引起全场大乱。
其实开始时，超现实主义并未引起我的兴趣。我曾写过十几页长的一部剧作，简单地称之为“哈姆雷特”，我们自己在“塞莱克特”的地下室里排演了它。那是我作为导演迈出的最初步伐。
1926年末，出现一个极好的机会。埃尔南多·比涅斯是著名钢琴家里卡多·比涅斯的侄子，后者认识埃里克·萨蒂。
当时在阿姆斯特有两个欧洲最好的大乐团。第一个乐团刚刚成功地演奏了斯特拉文斯基的《一个士兵的故事》，第二个乐团由伟大的门格尔伯格任指挥，为了与对手竞争，他们准备在音乐会的最后演奏曼努埃尔·德·法亚的《蜂王佩德罗组曲》，这是受《堂·吉诃德》中的一段情节启发而创作的一部较短的作品，他们当时正在寻找舞台执导。
里卡多·比涅斯认识了门格尔伯格。由于我排过“哈姆雷特''而受到推荐，说实话，此事不值一提。最后他们请我作舞台指导，我接受了。
我要和享有世界盛誉的乐队指挥及一些著名的歌唱家一起工作。我们在巴黎埃尔南多家中排练了十五天。”组曲“实际是关于一个耍木偶人的小戏剧，按理说它的所有的角色都是由歌唱演员配音的木偶。我变通了一下，在蜂王佩德罗的演出中用了四个戴面具的真人，并且不时插入表演，由乐池中的歌手为其配音。当然，我把这几个角色--不出声的角色--给了我的朋友们。佩那多扮演客店主人，我的表兄弟拉法埃尔·绍拉饰演堂·吉诃德，另一个画家科西奥也得到一个角色。
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演了三四场，全都满座。第一天晚上，我忘了准备灯光，结果什么也看不清。在一位电器工程师的帮助下，忙碌了好几个小时，我为第二场演出布置好所有的设备，使之正常进行。
此后我没再导演过戏剧，在这之后很久的1960年，我在墨西哥导演了一次。这次的作品是根据索里亚的不朽之作《唐·璜·特诺里奥》，用八天时间写出的，在我看来还比较完美。全剧以升入天堂告终，因为在决斗中死去的唐·璜在”堂娜·伊内斯“的爱情感召下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演出很传统，和我们在大学生公寓时的滑稽模仿完全不同。像西班牙的传统一样，在墨西哥万圣节期间演了三场，十分成功。因为观众甚多，还挤碎了剧院的玻璃。演出中路易斯·阿尔科里萨扮演唐·璜，我保留了我的角色，扮演他的父亲”堂·迭戈“。由于我耳聋，没能跟上剧情。我心不在焉地玩弄着手套，阿尔科里萨不得不改变他的表演动作，过来抓住我的肘部，让我入戏。
拍电影
自从来到巴黎，我看电影的次数比在马德里多多了，甚至一天看三场。早晨，靠朋友给的报界通行证，我去”瓦格朗“大厅附近的一个地方看私人放映的美国电影，下午，到街区影院看电影，晚上又去”老鸽棚“或去”于苏林艺术影院“。
我用报界通行证并不完全是非法。由于塞尔沃斯帮助，我为《艺术手册》的”飞叶“写评论文章还往马德里寄过几篇文章。我写过阿道夫·芒露、巴斯特·基登及斯特劳亨的《贪婪》。
给我印象最深的和最难忘的影片是《战舰波将金号》。从影院出来--影院在阿莱西亚区的一条街--我们简直想筑个街垒，警察不得不干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这部影片是电影史上最好的一部。现在我说不清了。
我也很欣赏派帕斯特的影片，还有茂瑙的《最卑贱的人》，特别是弗里茨·朗的影片。
当看了《疲倦的死》之后，我清楚地知道我想拍电影。我感兴趣的不是里面那三个故事，而是中间的一段，那个戴黑帽子的人来到佛兰德村庄--我立即悟出他指的是死神，还有墓地的场面。片中的某种东西深深打动了我，启迪了我的生活。这种感觉在看了弗里茨·朗的《尼伯龙根之歌》和《大都会》等影片后更强烈。
拍电影。但是，怎么拍？我，一个西班牙人，业余评论家，并没有所谓的门路。
离开马德里之前，我已知晓让·爱浦斯坦的大名，他为《新精神》写文章。这位俄裔导演和阿贝尔·格朗斯及马塞尔·勒尔比是法国电影界最杰出的人物。我得知他与一位俄国移民演员和一位我已不记得名字的法国演员合作，刚建立了一个演员学校。
我立即前往报名。除我之外，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白俄移民。在前两三个星期里，我参加了即兴表演练习。爱浦斯坦给我们出题，例如：“你们是一群死囚，在被处决的前夜。”他让一个人表现悲哀绝望，让另一个狂傲不羁。我们都尽其所能地进行表演。
爱浦斯坦让最好的学生在他的影片里演些小角色。当我入学时，他正在完成《罗贝尔·马盖尔的历险》，无法让我参加了。当他完成这部影片后，一天我乘车来到蒙特耶一苏一布瓦的“信天翁”制片厂。我知道他在这儿筹拍另一部影片《莫普拉》。他接待
了我，我对他说：“您瞧，我知道您要拍一部片子，我对电影很感兴趣，不过技术方面却一窍不通。可能我对您没多大用处，但我不要您的工钱。让我来清理布景，给您买东西，干什么都行。”他留下我了。
拍摄《莫普拉》(在巴黎及罗莫朗丹和夏多霍)是我第一次从影经历。在这部影片中我什么都干，还扮过阵亡者。在一个战争场面里，我扮演路易十五(或路易十四)时期的宪兵，他在墙上中弹，要从三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尽管他们在地上铺了床垫以减缓冲力，但我还是受伤了。
拍摄期间，我与男演员莫里斯·舒尔茨及女演员桑德拉·米洛瓦诺夫结下友谊，我对当时毫无了解的摄影机倍感兴趣。摄影师阿尔伯特·杜维尔热独自工作，没有助手。他得自己扛机器、试镜头。他总是以同样的节奏摇动摄影机的手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