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不仅主张女子入学，而且主张“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把北大向平民开放。他反对像魏晋时代一样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以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主张人人都可以进大学。为此，他对北大旧的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不看出身、不看资格，而是以考生的学业成绩优劣作为是否录取的标准，使那些家庭贫寒而学业优秀的青年也有机会进入北大学习，改变了旧北大学生多纨绔子弟、习气不正的局面。后来成为北大名教授的杨晦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蔡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改革了招生制度，我是不可能进入北大的。”由于蔡先生坚持平民教育、择优录取的原则，才使许多有志青年考取了北京大学。
为使更多人能接受教育，他还主张学校的学术活动和课堂的教学活动都可以向社会公开，除招收正式学生外，还可以招取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旁听生、选科生中优秀者还可转为正式生，一样发给毕业文凭。那时曾把这种做法称为“人人可以自由听讲”。这样就吸引了京津以至远近其他各省的许多有志青年辐辏云集北大。他们环绕在汉花园、北河沿一带居住，利用北大的课堂、图书馆进行学习并且参加学校的社团活动。除了正式办了手续的旁听生外，还有大量的没有办手续“溜”进来听讲的。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辑和失业青年。他们或是慕名而来专听某教授的课，或长期和本科生一起听讲。这些溜进来的旁听生一样不被歧视，一样可以昂首阔步走进校园，一样可以堂堂正正地坐在讲堂上。教室里位置坐满了，他们就站在窗下或教室门口，照样饶有兴趣地听讲。那时许多课没有教科书，只印讲义，这些讲义或放在图书馆，或放在教室门口，他们同样可以自由取用。旁听生中后来出了不少的革命家和着名学者，如柔石、胡也频、李伟森以及曹靖华等都曾是北大的旁听生。曹靖华后来回忆说：“（蔡先生）在北大办学民主，首倡学校为社会开门，教授为社会服务的作风，是最值得纪念的。他执掌北大时，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了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随意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当时任哲学系讲师的梁漱溟后来也清楚记得哲学系当时自由听课的情景：“特别是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等），乃至有些并非在校学生，而是社会好学人士，亦来入座听讲。”注册部给安排的教室，常常临时不合用，因为实际听讲的人往往比注册人数多出一倍。1923年前后，梁漱溟讲儒家思想一课，正式注册的仅90多人，平时听讲的多在200余人。胡适讲课，自由听讲的人更多，就不必说了。
蔡先生提倡平民教育，并且不论年龄大小，不分青年老年。很多中壮年人士常去北大听课，也是北大一奇。据梁漱溟回忆，他就知道广东伍庸伯（观淇）、苏北江问渔（恒源）两位当时皆年近四十而天天在北大听课的。伍先生听课达一年之久。江恒源当时还是农商部主事，一面任职，一面听课，最后还拿到了正式毕业的资格。更甚者湖北老革命家张难先先生年近五十，当时也去北大听过课。
蔡元培不仅向社会敞开北大校门，他还主动关注未受过教育的人，使平民百姓甚至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劳动者也能享受大学教育，为此他还促成创办了北大校役夜班和平民夜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