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名叫李贵昌，是一个爱读书的人，1959年在呈贡县、晋宁县和昆阳县三县合并后的高小生考中学时，成为马金铺公社360多名高小生中惟一一个语文、数学、政治三科满分的考生。即使是这样的成绩，他的中学、大学梦还是破灭了。原因是，我们家的家庭成分是上中农，也叫富裕中农，距地主仅两步之遥，离富农仅一步之遥。后来我才知道，中农分为三个等级，即下中农、中中农和上中农。贫农和下中农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家庭成分是最光荣的。地主、富农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被斗争的对象。父亲是个有梦想的人，当时他的最大愿望是大学毕业后能当上一名工程师。但那时，家庭成分完全直接影响着一个家庭的生产生活。
在我十来岁的时候，经常听到村里的广播通知：“地主富农，晚上七点到茶铺门口搬煤炭；地主富农，晚饭后到大队门前扫大街；地主富农，明天早上八点到中大沟修水沟……”这种通知不分春夏秋冬，白天黑夜都能够听得到，安排的事情往往是又脏、又累、又苦的重体力活，而且是不计工分的义务工。如果某人通知后不去参加劳动，即被视为劳动态度不端正，不愿接受劳动改造而成为下次批斗会的对象。时间一长，这些地主富农一个个成了惊弓之鸟，只要广播一响，神经就绷得很紧，特别是听到“通知”两个字时，会打断家人：“别说话”。竖起耳朵认真听，只要是安排事情给他们做，正在吃饭的也会立即放下碗筷往指定地点赶，惟恐时间来不及而迟到被点名批评，住在邻近的会顺便叫上一起走。他们的意志早已被摧垮，不敢有自己的主张，让做什么就马上动手做，做完了好早点回家，不能讲任何的理由和条件，否则视为劳动态度不端正，轻则遭村干部的斥责和谩骂，重则要被扣工分，甚至会被押到批判会上当典型，长时间跪着接受批斗。小时只听老师在课堂上讲：“以刘文彩为代表的地主富农阶级，都是剥削劳苦大众的大坏蛋。”也常听广播里说：“地富反坏右”之类的词汇，认为他们都是坏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看到村里的地主富农们不怎么像坏人，看到他们处处小心，谨言慎行的样子和低人几等的自卑神情，心里反而产生了几分同情。今天想来，他们中的一些家庭的致富源于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几代人的辛劳、智慧和努力。就像余华在《 活着 》中所写：“老祖宗不过是养了一只小鸡，鸡养大后变成了鹅，鹅养大了变成了羊，再把羊养大，羊就变成了牛。”
影响父亲没有上成中学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大哥，我的大伯李世昌是当时村子里仅有的12名初中生之一，当时算是村里的高级知识分子，除他外还有何尔忠、何尔昌、徐谨、李法等4名解放前毕业的老初中生，王之聪、徐仕福、倪信、张启、宋玉、徐仕坤、徐仕铎和他则是解放后的初中毕业生，一个近2000人的大营村，当时就没有一个高中生，这12个人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村里的知识分子、文化人。他们承担着为村里的乡亲们代笔写信，写春联之类的义务。有的在大队当文书，有的在小队当会计。我的大伯则于1955年毕业，1956年当兵，于3年后的1958年退伍回乡，被安排在村里教小学四年级的课，每天12分的工分，当时教书只能是混口饭吃，也没什么报酬。到了1960年时，公社里给小学教师发补贴，分做三个等级，他评的是一级，每月有6元钱的补贴。他的另一个叫于争的同事教的是六年级的课，被评为二级，每月拿5元钱补贴，比他少1元钱，当时的1元钱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大伯认为，于争教六年级比他教四年级付出更多，因为四、五年级的老师批作业的内容大多是生字、生词、名词解释、造句什么的，只要看通不通顺，大致意思对不对就可以了。而教六年级的于争则要批改作文，每个学生的作文不论长短都要通篇看，边看边做批改，耗时耗力，工作时间长，认为于争老师应该评为一级，并就此事两次与校长朱光灿发生了争执，校长最后生气地说：“这事不用你管，你要教就教，不教可以回家。”我大伯一气之下离开了他工作两年的教师岗位，后来确实因为教师紧缺，学校和村里都想请他回去教学，他都拒绝了。因此，父亲考取中学时，村支书徐正恩就以此为由跟朱校长说：“不要让李贵昌去读中学了，像他大哥一样，读出来让他教个学都不愿意。”我大伯不教学会对我父亲造成影响是他始料未及的，父亲的名额后来被安排给了一个叫李树青的贫农儿子。我父亲因为上不成中学而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白天不敢当着别人的面哭，晚上睡在床上偷偷流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