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此处声音模糊)就不能不谈到对老中国的看法、认识;他对老中国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致。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阶级问题。他是阶级斗争,我就说中国的老社会,秦汉以后的社会,特别是从明代、清代600年以来的社会——早的社会我们不太清楚、不大敢说——明清以来的这个社会,在我看,贫富贵贱当然有,可是贫富贵贱可以上下流转相通,它不是像外国那样的一个阶级,很固定很成型,没有固定成型,而是上下流转相通。中国社会散漫,流转相通呢,它就散漫。散漫就斗争不激烈,不像两大阶级,一个贵族,一个农民或农奴,中世纪的,或者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跟工人两大阶级,中国缺乏那个东西。中国人喜欢调和(笑),斗争还是有,不过不大习惯斗争,斗争的两面,强大的也没有。我说这个话,他也不能完全否认。辩论很久了,他最后就说了:梁先生,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是中国社会还是一个人类的社会,还有它的一般性嘛。我说对,你说的话,我完全同意。不过,正因为我完全同意你说中国有它的一般性,也有它的特殊性这样子,可是我要强调特殊性要紧。比如说,一个人,你认识这个人,你说你认识这个人,这个样就……你要说这个人的特色是怎么样一个人,那么算是认识了这个人。不能从“一般的”去说,说这个人是个人,或者这个人是个男人,这个人是个中年人,这都不行,你得说出这个人的特点,你才算是认识了这个人。因此,我说你这个不如我,我是抓住中国社会的特色的一面。谈话就结束了,说不下去了,一般性跟特殊性的比较是这样。
后来,他在北京建国。1950年我到北京,一开头还是讲这个话。在北京见面是1950年的3月份。为什么是3月份呢?因为1950年的1、2月他同周总理在莫斯科,3月他才回来,他回来我才同他见面。1950年的时候,先头他问我一句,他说你现在可以参加政府吧?我有点沉吟,思索了一下,才回答。我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这话在我有我的用意,可是在他听起来他不高兴,他想拉我拉近一点,可我不想靠近。我当时不想靠近,还是把事情看得错误,怎么错误呢?我不知道,中国的大局就能够统一、稳定下来,我不知道,我不敢这样乐观,因为过去中国内战老打不完,多少年老打不完。
过去有过去的原因啦,不过我看见那种兆头好像还好不可免,为什么?因为共产党的军队解放全国,四川最后。我在四川,住在重庆的一个小地方,叫北碚。这个时候入川的军队,有三路大军:从陕西到成都的,是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从长江入川的、到重庆的,有两路大军,一路是邓小平、刘伯承,这个叫二野,第二野战军;再一个林彪,叫做四野,第四野战军,也是从长江入川,这三路。在成都那边我看不见,我在重庆那边。可是我碰到的事情告诉我,很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我在四川重庆的北碚,有学校啊,我的孩子朋友都在那里。入川的军队,大概是二野方面,有一个不太高的将领,像是营长、团长的,他们到了北碚,有一个不记得是营长是团长,中级将官,知道我在那个地方,就来拜访我,并且跟我谈完话临走时他说:“你一定要到城里去,到重庆街上去看看,我们大军都到了。”我说我想去,他说“我有一个车给你”,留下一个小汽车。他就嘱咐那个汽车司机:明天哪,你送梁先生去重庆。那么我说很好,我也想到重庆看一看。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就坐着他留下的汽车去重庆,到重庆我一个朋友的家,地名叫上清寺,送我到那里了,司机就说我去吃饭,我说好,他说我吃完饭再来。哪里晓得他吃完饭之后,他来,说这个车不能给你用了,另外一方面,二方面军队抓了我这个车,扣了我这个车,他们要用,因为这车都是原来重庆市长的,也许公用的、私用的车,可是军队给扣住了。有时候四野扣,二野也扣,这方面扣了,那方面又扣去,抢夺了,我看这个情况不好。还有一个特别让我感觉到不好的情况,这个四野的军队装备好,穿着军装呀、器械呀、皮鞋什么的,装备好,有钱。除了四野,别人呢,穷。我想这个事情不大妙,他们已经开始争夺了。
当时不久,我从四川出来到北京跟毛主席见面的时候,全国分六大军区,那边是西南军区,林彪的是东南,后来他回到湖北武汉……不是又有点从前的割据的样子?割据的样子不是呜呼哀哉吗?!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他会不会回来呀?我一向是在两大党之间,好像是一个很公正的代表社会的一个人,各方面都可以说话,跟蒋方我也能说话,共产党方我也能说话,我想还是保留一个中间人的地位好一点。所以我这样一个念头,他让我参加政府,我就说留在外边不好吗?这样的话,他听了不很高兴,我不肯跟他靠近嘛。不跟他靠近,但是他倒是有一点一方面是不很高兴吧,一方面还是有点拉着我,希望不要隔得太远。以后他常常接我到中南海他住的地方去谈话,有空他就——没什么问题——就随便的谈谈,坐下来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