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一直对精神性事物非常迷恋。一方面，帕斯卡让我发现了人能思维的伟大，因此，我在豆蔻年华的年纪时，再次感觉到自己充满活力，重新有了尊严。我顿悟到，宇宙尽管浩瀚无边，却比不上思维的重要。缺乏了精神上的震荡，宇宙不仅没有意识，也没有形状，它静止不动。星象的移转，不论是规模或数量都让人瞠目结舌，但它实际上是被动地运转，而不是经过任何思想的决定：它移动，但仅仅移动而已。反倒是人让宇宙活泼了起来。因此，我的责任是踏上一条思维的道路，一条仔细思考人生的道路。
另一方面，思维也让人像帕斯卡一样，承认物质秩序所具有的价值。不过我要强调，这还有赖我们和物质之间保持适当合理的关系。因为，我们也可能被物质吸引得过了头，堕落到低处。不过，年轻时，我就决定要排除这个威胁。对于这一点，我将在下一章作更详细的说明。
因此，我的饥渴是迫切的，和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想要认识一切、了解一切、吸收一切：首先是哲学，但也包括人类的历史、星象、考古学、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科学与艺术（不论是俗世或宗教的）、宗教学以及文学作品。所有一切都让我感到兴味盎然。我什么书都读，会在上头加评注，会在不同颜色、按主题分类的笔记本上作摘要。我锲而不舍地追求智慧，好奇心永不餍足。
这份无法满足的饥渴并未因此让我免于考验。我的第一个考验是：学业过程的混乱；第二个考验更艰辛，是我了悟到理智的挫败；最后是，我彻底经历了自己的软弱无能。
首先，我必须承认我对学业的态度向来模棱两可。我对知识有着非常大的胃口，但总以首要目标——为贫困孩童服务，来淡化知识的重要性。事实上，从初修院毕业后，我拒绝上级贡撒蕾丝修女到巴黎索尔本大学继续念书的建议。她非常关切每一位年轻修女的全面发展，也很清楚我对知识的饥渴。然而，在两年宗教生活的密集训练后，我急于马上投入工作。这难道不是我进入锡安圣母院的原因吗？我因为就要到土耳其去而满心欢喜。况且，在那个时候，拥有业士文凭就足以在小学当老师。
之后，当我被分派到中年级班时，我立刻了解到自己必须拥有大学文凭。那时，二次世界大战正把欧洲卷入一场混乱的大风暴之中：身在伊斯坦布尔的我，根本不可能和索尔本大学建立任何联系。因此，我在伊斯坦布尔一所大学注册，进入法国文学学士班，教会也给予我一些自由时间念书，我很快就取得第一个哲学证书。翌年，一位修女被分派到罗马尼亚，因此我除了自己的班级之外，还必须负责她的工作。那是我学业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非自愿性中辍。我耐心地等候比较合适的时机。然而，日子一天天地流逝，转眼间，我已年近半百。被分派到突尼斯时，我认为是个重新出发的好机会。事实上，我可以在突尼斯的法国文化中心注册，它隶属索尔本大学，有资格颁发学士文凭给我。我借此感谢我的比利时兄弟姐妹们，他们帮我打下稳固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基础。白天学校的课一结束，我就利用晚间的时间啃书本，因此，学期结束时，我顺利通过笔试，起程前往巴黎参加口试。然而我的双脚才刚踏上甲板，人就已经晕得一塌糊涂，根本没法复习！整个航渡过程中，我整个人平躺，被海浪摇得晕头转向。抵达巴黎时，我已是半死不活的状态，站也站不住。一位好心人挂了电话给锡安圣母院，两位姐妹随后用小推车来接我跟行李，一位医生到修道院来为我诊断：我的脉搏微弱，呼吸困难。虽然我忧心忡忡，但是身体不适并未让我的考试受挫。尽管准备不周，再加上糟糕的健康状况，我还是通过考试。然而，这个事件却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突尼斯的上级要我中断学士课程！他们怕除了学校教书的工作之外，还要准备学业，会危害到我的健康。
我彻头彻尾地受到了打击。怎么可以这样？我从未请人代过课，一个小时也没有，还拿到了证书。我是晕过船，但现在已是百分之百的恢复健康。就在一切要一帆风顺的时候，人家却要阻止我！我的头撞上一道愚蠢筑起的栅栏。我非但不能快速向前迈进，朝着让我陶醉、满足我生命饥渴的知识世界前进，反而被迫留在原地踏步。一种死亡的感觉渗透到我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