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宣言》因为其“以图根本之改造”现政府的目的，对于现政府的威慑是显而易见的。彼时的北京政府要维系他们的军阀统治，肯定不容许如此言论出现。所以陈独秀这个中国共产党的缔造人之一，也因此而被逮捕。
宣言起草好以后，首先得以一睹为快的是陈独秀的老乡胡适。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虽然在主义问题上和陈独秀、李大钊有过分歧，但是在改造国家一事的想法上，和陈李二人却有着共同追求。他当晚就把宣言译成了英文，随即，李大钊便和高一涵将之送到位于篙祝寺旁边的一家小印刷所加以刊印。
宣言印出来以后，出于谨慎考虑，也是为了试探一下宣言是否有市场，陈独秀决定先在小范围内传播一下。于是他和友人来到中央公园，将印有宣言的传单放在没有人的桌上，并用茶杯压好。然后他们便在一旁悄悄等待，以观察读者的反应。
很快，就有人看到了这份传单，读完以后大声叫好，并且立刻进行了传阅。看到这一幕，陈独秀心中有数了。于是，大规模派发传单的事情就这么决定了。
陈独秀的被捕是在6月11日，这一天下午他应友人之邀来到新世界游乐场附近的一家四川饭馆聚餐。这段时间，陈独秀但有外出，都会随身携带传单，这一次也不例外。在他想来，新世界人流如织，最是派发传单的好地方。
于是，晚上八时许，聚餐结束以后，陈独秀便来到了新世界，潜入第五层的屋顶花园，然后等十点钟四楼的楼台开始放映露天电影的时候，开始大肆抛撒传单。
陈独秀不知道，自从五四运动开始后，《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屡屡发表抨击时政、同情学生的文章，就为当局所注意了。所以这段时间，他的身边，其实是潜伏着许多密探的。于是，他这边刚刚开始抛撒传单，那边一群便衣警察就冲出来抓人了。
陈独秀的被捕，正值五四运动敏感时期，而陈本人又是《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这两份进步报刊的创刊人、主要撰稿人，因此立刻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全国各地各种报刊、各个团体、学者名流乃至政界人士纷纷表示对此事的热切关注，强烈谴责当局的倒行逆施，纷纷展开营救行动。
为了将五四运动导入更深的层次，陈独秀才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而他因为派发《宣言》被捕，却正好进一步宣传了《宣言》。
6月13日，北京《晨报》率先披露了陈独秀被捕一事，这随即引起了舆论的一片哗然。次日，《民国日报》全文刊登了《北京市民宣言》，而随着《宣言》被各报转载，其追求的“以图根本之改造”现政府的目的，渐渐地影响到众多参加运动的学生和工人。
远在上海进行南北和谈的孙中山获悉此事以后，当即在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郑重提出此事。
孙中山对许世英说：“你们做了‘好事’，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又说：“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
许世英当时就汗如雨下，口口声声地表示：“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敬爱的先生被捕，让深受其影响的张国焘和毛泽东都为之震惊，他们随即以自己的方式表示对陈独秀的支持，并开展营救行动。
张国焘利用自己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中的号召力，以联合会的名义致函京师警察厅，提出以下要求：“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新思潮见忌于一般守旧学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署名“泽东”的《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决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身在长沙的毛泽东，彼时心中其实是有着小小的遗憾的。
因为母亲病重，又恰好好友蔡和森即将从上海赴法，所以在1919年4月，也就是五四运动开始前，他离开了北京，经上海回到了长沙。没能亲历北京发生的学生运动，这对于当时已经有心成立一个组织改造国家的毛泽东，无疑是一大憾事。
遗憾是遗憾，不过毛泽东也不后悔。因为在长沙，他同样有机会参与到这场席卷全国的救国运动中去。
毛泽东是从蔡和森的来信中获悉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蔡和森和毛泽东同为“湘江三友”，又有着相同的政治倾向，两个人经常通信以交流彼此的心得。
彼时，执掌湖南军政大权的是皖系军阀张敬尧。
张敬尧其人贪婪成性，在湖南的统治简单粗暴，所以很不得人心。而湖南青年因为张之洞等人的影响，向来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张敬尧很担心北京的运动会影响到湖南，怕民众起来反对自己，所以执行封锁政策，严密封锁有关北京传来的消息。
毛泽东从蔡和森的信中获悉北京剧变，立刻决定利用新民学会在湖南青年中的影响力开展活动，以响应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