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至上的社会。换句话说，在中国文化中，对伦理价值的评价，要远远高于对功利的评价。从公平和效率这对范畴来说，我们高看公平而低看效率，为了公平，甚至可以牺牲效率。是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
可以算做例外的是谋略。如果说，规范的经济活动在道德上是中立的话，那么，谋略活动给人的印象，则是反道德的。
著名谋略家苏秦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他先向秦惠王献上对付六国的连横谋略，不被采纳，马上转向六国献上破秦的合纵谋略。在这里找不到一点道德考虑，看到的是不道德的典范。
吴起是另一个例子。据《史记》讲，他从小就是一个败家子，受人嘲笑，他却把笑他的人全都杀了。绝母而去，母死不归。他的妻子是齐国人。齐人攻鲁时，他为了当上鲁国的将军，便杀了妻子，以示绝齐。道德的楷模是大义灭亲，不道德的楷模则像吴起这样：杀妻就名。
总的来说，道德沦丧的时代，谋略就特别昌盛。春秋无义战，战国多谋略。因此，谋略的名声一直不怎么好。正经人是不读谋略书的。谋略经典，比如《鬼谷子》之类，和淫书一道，常常列入官方禁书名单。当然，私下研习谋略典籍，是历代皇家的特权。这本身就是一大谋略：懂谋略的人越少，皇家的谋略就越易成功。
在我的老家，要形容一个人坏，有这一句就够了："他是看《三国》的！"于是人人敬而远之。
应当承认，非道德性，确实是传统谋略的一个缺陷。也许，刘向是第一个想纠正这一点的人。他把价值评判引入了谋略。他说："夫权谋有正有邪，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他提倡君子之权谋。
君子之权谋，就是道德优先的权谋。有些人不能接受这个主张。在他们看来，谋略和道德是一对冤家。1969年香港版《〈三十六计〉古今引例》的作者就持这种看法：计谋与仁义道德是死对头。……对敌人仁慈必伤残自己。他嘲笑了宋襄公在战场上对敌人讲仁义而导致失败的迂腐做法，并评论说："仁义道德拿来说说，用来骗人倒可以，但骗自己就不行。"
把谋略等同于阴谋诡计的人，也同样会认为谋略就是反道德。
所有这些见解，都大大降低了谋略的价值和谋略的层次，都把谋略排斥在战略之外，把它变成了战术问题和技巧问题。
克劳塞维茨比他们看得透彻。他说，"蒙蔽对方的诡计，不具有战略的价值。在处理人生问题时也同样。""狡猾与诡计，不是战略确定的常规方式。"（《战争论》）这是说，诡计是奇不是正。
诡计和狡诈可以获得战术上的胜利，很难获得战略上的胜利。因为战略是长期性、全局性谋略，任何欺骗都不可能是长期的全局的欺骗。火烧赤壁可以欺骗，联吴抗曹，则不可能欺骗。
诡计和狡诈可以取得一时的成功，很难取得长久的成功。因为蒙骗总是暂时的，而且是丧失人心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反道德的阴谋诡计，不会有很多人欣赏。
所以刘向说："诚者隆至后世，诈者当身而灭。"这不是吓唬人，是真的。
诸葛亮的高明之处在这方面也得到了体现。在曹、刘、孙三人之中，刘备是道德感最强的。如果失败，大家都有人事之患，如果成功，道德感最强的，阴阳之患最小。这是他决定加入刘备集团的深一层考虑。通过这层考虑，他把谋略的功利追求和价值追求结合起来了。
为道义而战，失败了是烈士，成功了是英雄；如果悖逆道义，失败了是败类，成功了是奸雄。
成功之后的阴阳之患可以从三方面看，一是成功得彻底，天下无敌，阴阳失调，而导致自我衰败；二是成功得不彻底，但打破了旧的势力平衡，为了恢复旧的平衡，失败者们会联合起来对付成功者；三是获得成功的手段有问题，暴力手段获得的权力，很难指望人们以和平的态度对待它，为了防止这一点，要做许多过分的事情，比如像秦始皇那样，"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贾谊：《过秦论》）目的是摧毁所有力量。
阴谋狡诈获得的成功，也很难指望人们报以阳谋和真诚。
以什么方式到手的东西，极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失去。司马氏正是用曹操对待汉朝末代皇帝的方式，对待他自己的子孙，连细节几乎都一样。
谋略模式的最后一个环节，回到阴阳，是要求施谋者对谋略的结局做出评价，并采取相应措施。
当年李泌襄佐唐肃宗立下大功，被授以高位，他却请求告退。肃宗惊问其故，李泌说他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也太奇。"
这五太就是李泌担忧的阴阳之患。太早难久，太重人妒，太深见嫉，太高震主，太奇生疑。
如果说成败这个环节是结局，回到阴阳就是后结局。结局求胜，后结局求不败；结局求兴盛，后结局求得中。
打下天京，是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围剿太平天国的结局，裁减湘军，九弟还乡，是后结局。前者求功，后者求中。
求功是制胜，求中是安全。制胜和安全，是谋略要达到的两个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