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芙琳娜·布劳：你认为在心理分析法和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诲尤其是他的无权威声明之间有联系吗？
赫达·鲍尔格：有些人认为心理分析或心理治疗是伴随人类发展的。我们还是婴儿时，首先依靠母亲，然后是父亲。慢慢地我们变得不那么依赖父母，我们开始学习，学会自己做事情。并且我们开始有很多需求，我们的安宁倚仗于这些需求的被理解。我们也逐渐懂得母亲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照顾我们，她有自己的生活。就这样，这种变得独立自主的渴求、了解自己的意愿和观点的渴求——我认为这是人的内在需求——逐渐强烈。如果一个小孩足够幸运得到父母的尊重的话，就会有一个独立、正常的发展。行为独立，思想独立，感情独立，并不等同于一个人孤立地生活，而是说能够开展出相对具有完整性的生命，获悉自己的价值。并且在我看来，这个发展的终点就是克里希那吉所说的你应该寻找自己的存在方式，寻找自己的答案。你不能依靠组织或等级集团，以及其中的领导者或指定的人来告诉你如何思考、如何感觉以及如何生活。我觉得克氏这个观点强调了个体、本我和自我内在探索的重要性，我们不能采用现成的观点和信仰。这就是其中的联系。
艾芙琳娜·布劳：宗教人物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赫达·鲍尔格：我认为所有伟大的宗教人物、宗教领袖，都试图改变人们的心智、观点以及习惯的生活和思考方式。所有伟大的宗教领袖也基本是政治活动家，以某些方式来攻击当权人物，试图减少当权人士的权力。我觉得比起其他宗教人物，基督可能更多地有参与政治的倾向，因为他生活在我们的文化西方文明当中；相对于去理解那些与我们距离更远的宗教人物，例如穆罕默德或佛陀，我们也更容易理解这种社会环境。我认为克里希那穆提真正的贡献是1929年解散明星社，他声明这个组织再也不会这样走下去。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拆散一个精心建立的等级集团，一个精心建立的权力精英集团。
艾芙琳娜·布劳：你觉得克里希那穆提会如何看待自己1929年的这个行动呢？
赫达·鲍尔格：克里希那穆提1929年解散明星社时，根本不顾贝赞特夫人和其他人年复一年灌输给人们的说辞，他否认自己是所谓的特殊人物，当然也不是世界导师。他说他会继续演说和写作，但他绝不是口出经文的人。在当时翘首以盼的气氛和通神学会极端组织化和等级化的背景下，这是一个惊人的革命性声明，正如把腓力斯人赶出庙宇一样。这是一个政治行为，一个内心和灵性的独立宣言。从那天起，克里希那吉成为了他自己，他只会说他相信的和想说的。他抵抗住了任何想把他带回原来位置的企图，抵抗住了想要见证他不可思议的力量和完美的企图，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寻找自我真理的人。他来了，带着不可思议的力量。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对他说：“你不想成为世界导师，但是事实上你正在这么做——其理由不是因为贝赞特夫人这样说，而是你这种完全独立于任何权力机构的行为。”实际上我们很难不把他当成一个特殊的人。
艾芙琳娜·布劳：在奥门营地事件之后，你做了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