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希那穆提回忆说：
他们被送到一所经过精心挑选的学校。弟弟在学校事事都表现得无懈可击，所有功课都是高分，但哥哥对学习却一窍不通。比如，虽然他法语本来已经说得很不错，因为他在法国待过，而学校又教过一年法语，可法语测试他照样一次都通不过。当独自一人的时候，他表现很好，但是只要一上考场他就交白卷。他会坐在考场，眼睁睁地看着钟表，始终不写一个字。他们尝试为他联系索邦神学院、伦敦大学等，但都没有结果，于是贝赞特博士说：“够了！”而他的弟弟喜欢法律，并且通过了相关考试。
1918年战争步入尾声，通神学会也逐渐恢复了活动。精力像往日一样充沛的安妮·贝赞特回到伦敦，她继续公众演说，又把克里希那穆提推到学会活动的前台，并让他出任《明星月刊》的编辑。随着年龄增长，克氏对所有因试图对“真理”进行系统化而带来的限制和约束越来越排斥。他焦躁不安且不甚满意，对贝赞特夫人的耿耿忠心又使他不知如何是好。“如果要我在通神学会里占据主导位置，”他说，“那应该是因为我确实可以，而不是其他人认为我可以。”
出于对贝赞特夫人由衷而深厚的感情，克里希那穆提非常痛苦。他经常给她写信，满怀关爱。他在信里一直称她为“我最亲爱的母亲”、“我深爱的母亲”。
但是努力去实现她所期望的世界导师着实沉重，明星社成员的顶礼膜拜也让他头疼不已。现在业已明确，他不可能像预期的那样拥有光辉的求学经历。对克里希那穆提和尼亚南达而言，生活处在重压之下。
无论如何，在一段旅行期间，情况总算是得到了缓和。克里希那穆提在纽约结识了闻名于世且风行一时的艺术家詹姆斯·蒙哥马利·弗朗哥（James Montgomery Flagg），并为他做了画像模特。弗朗哥写道：
那是在克里希那穆提先生——或用他弟弟喜欢的称呼，克里希那吉——访美一年之际的前后，他与我父母共进午餐。他坐在那里，为我的一张铅笔素描画像做模特。
他和他弟弟都是快乐的年轻人。如果没有看到他们，而仅仅听他们说话，你一定会笃定是两个年轻的英国人在谈话。虽然他们有着棕褐的肤色，但我完全没觉得他们是外国人，没有通常那种西方人和东方人的差异感。恰恰相反，我很快就感到自己遇到了一位亲爱的兄弟。那对我而言是一次很有趣的经历。当时我不知道他已经被选为基督的化身，但是他确实让整个工作室充满了一种无法解释的灵性喜悦。我与他大概共处了一个半小时，临别时我依依不舍。那种情况后来再没出现过——而且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克里希那吉有点少年气——仅仅是在习惯方面，他的幽默感伴随着微笑汩汩涌出。他给我们讲他小时候在印度身处婆罗门阶层时发生的事情，那是些很有意思的童年往事，关于他的父亲、祭司和很多其他事情。他有张出众的面孔，大眼睛，长睫毛；他穿着入时，但是与他身上的灵性气质相得益彰。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与他相处时感到的喜悦。我珍惜那段回忆——那一个半小时。
那些年明星社持续壮大，到1921年为止汇集了大量会员。克里希那穆提变得越发果断；但对于尼亚而言，未来陡然突变。他生病了，被诊断为肺结核。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系列灾难相继袭来，折磨他，削弱他。
在背井离乡十年之后，克里希那穆提即将从阿迪亚尔开始他的使命。这个让贝赞特夫人翘首以盼的日子是1921年12月的一天。“兄弟俩离开的时候还是孩子，回来时已经长大成人了。”她说，“过去的一章已经结束，新的一页即将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