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 起于乡村自救运动
第二层——是起于中国乡村无限止的破坏，迫得不能不自救；乡村建设运动，实是乡村自救运动。
我们上面曾说救济乡村为中国社会各层级、各方面一共同的要求；但严格的讲，中国尚不能有所谓“救济乡村”这回事。因说个“救济乡村”当然是要乡村以外的一大力量来救济乡村；但此一大力量在今日中国是寻不出的，譬如日本倒是可以说得上救济乡村。日本现在农村问题甚是严重，而以其工业发达、都市兴起，总还有余力来救济乡村；又其政治有办法，有统一有力的政府可以负责，讲求他们的农村问题对策，而主持进行。像这两点，中国那里有呢？这两点实是一点。日本之工业发达、都市兴起，实由其政治有办法而来。而中国经济上所以无办法，亦实为政治上的无办法。归根是一个政治问题。
中国由其政治上之无办法，将只有乡村自救运动。此理待细剖才得明白。我前曾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乡村破坏，是一种绝对破坏，为世所仅见。此破坏之所以成为绝对的，都为中国近二三十年间政治上之无办法。虽然破坏乡村的，有天灾，有人祸，有国际的因素，有国内的因素等分别。细按起来，天灾不能怪天，皆由人事未尽；其责实在政府。所以人祸固属政治问题，天灾也是政治问题；国际的侵略压迫也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环境。其最大原因在自身陷于分裂冲突，不能凝合为一个力量以对外。所以国内的因素固属政治问题，国际的也还是一个政治问题。总起来说，中国乡村之破坏完全在政治。
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惟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政治的没有”。在此分裂局面下，南一政府、北一政府、东一政府、西一政府，不但无法应付国际环境，无法防救天灾，更且造成特有的人祸——乡村成了绝对牺牲品。乡村虽在任何一社会总是居于不利地位，但绝不会落于牺牲的地位。任何一社会，都要在一种社会秩序下，进行他的社会生活；而且一个国家，必有其秩序——国家与秩序是二而一、一而二的。是秩序就有保全（尽管他是一个不平等的秩序），所以无论如何的不利（尽管他怎样严重的榨取剥削或妨碍），都不致作牺牲。其故即在一个政治力下，统治的一面、被统治的一面，总不过是两面。此两面有时对立、有时相依，成为一个结构，此一面也少不得那一面，如何能不留余地毁灭他呢？但中国此刻不然，他不是两面，而仿佛分成三面了，此一政府与彼一政府为对立形势，乡村社会落于第三者地位。从国际的、国内的许多关系上，都表现有统一的要求，而政府间也有不容第二者存在的互相排斥性。但又到底不能浑一全宇，建立惟一的统治力。（其所以然，另有详细分析见后。）于是内战连绵不断。假令索性分裂成几个国家，倒也没有许多战争。苦在分又分不开，合也合不拢，就纠缠不清了。在杌陧不安的对立中，彼此各以应付对方为急，便顾不得第三者，而乡村乃落于纯被牺牲地位。对于乡村常是说：“今天可讲不起了（挖地壕、炮火烧杀、或征夫派款），明天必不如是”；但到明天依然是一今天。战争是常；不战是暂，或说是战争的休息、再战的预备。如中国养这么多的兵，完全不是为的国防，而是内部问题。四川一省养兵最多，甲于各省，即为其内部分裂，又仿佛中国的小缩影。民国二三十年的日子，就这样常常处于一种临时状态中。在此时谁来顾惜乡村？自然反逼出乡村自救。乡村自救正为寻不出一个超于乡村而能救顾他的力量。
乡村自救运动，其工作第一步就要防止直接的破坏，对于土匪和杂牌军队的骚扰，必须武装自卫。地方武装自卫，在此刻中国很明白地成了一种必要。此种必要即政府亦承认的。（二十年三月国民政府督令各省办保卫团，有“以兵卫民，不如使民自卫”之语。）本来武力是只许国家有的。国家最低限度的作用就在维持秩序，而不许国内人于法律外各自拿武力来解决问题。乃现在中国却要乡村与土匪以武力赌其命运；这就证明中国国家在一特殊状态中。乡村之自卫、自救，在任何国家可以没有，也不应有，独于今日中国乃必然发生，不能不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