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城北/
我有我自己的“三吃”——和所有孩子一样，自小就吃家里的饭，此乃“一吃”，无所谓香也无所谓不香。父母都是记者，连续不断的饭局使得家里无法“起火”，于是我从五六岁起，便随大人外出吃“蹭儿”，说得夸大一些，连北京“全聚德”专管看门儿的胖老头儿，每次都习惯地摸摸我的头顶，此乃“二吃”，我又懂得了一些“色、香、味”的常识。二十岁后，我独立到外面闯荡，除了吃食堂也需要自己动手，虽然不无甘苦，却也别有味道，此乃“三吃”，以“自己动手”为标志。
和我的“三吃”截然不同，“一鸡三吃”另是一番意思，尽管它也能“自圆其说”。后来，我去边疆独立生活，就越发认定只有那些有闲、有钱而且怪癖、洁癖兼而有之的老处女，才会对一只鸡如此挖空心思。在我脑海中，常常奇怪地浮现出北京“协和医院”的护士长，或者刚刚从舞台退下来的芭蕾舞演员……
“文革”中，我曾伴随一个看管劳改犯的生产连队，在新疆塔里木河的北岸“战天斗地”。一次，连长乘犯人们紧贴着河边劳动之际，钓上一条少见的大头鱼，长逾一米，重二十斤，或者还多，连队干部和我都兴奋起来，立时就把那将近身长三分之一的“大头”割将下来，放在一个大脸盆中，就着塔里木河的水煮汤；鱼尾切段，红烧；中段也切成段儿，在猪油里炸过，然后加上四川的豆瓣酱，“熬”成只辣不香的“豆瓣鱼”。三者相比，数汤最鲜，我“悟”到只有这汤才和塔里木河宽阔的胸膛相适应，那个脸盆是我们这些男人从头洗到脚的，用谁的脸盆煮更是个无所谓的问题。原始的文明，野蛮的欢快，这样的“一鱼三吃”实在不是今日大都会“一鸡三吃”可以类比的啊。
当世界又摆脱了原始和野蛮的时候，我竟“摇身一变”，安然坐在北京的剧场中，坐在名伶布置华贵却未必高雅的客厅中，坐在我自己后来命名为“品戏斋”的书房中，研究起京剧和传统文化来了。工作忙碌、纷乱而亢奋，工作中的文化尚且忙不过来，生活中（首先是饮食）的文化，就更无从抓起。但是无论如何，鸡还是要吃的。经常买自选商场已经去毛、净膛的“西装鸡”，或红烧，或白煮，或者按照美国“肯德基”的制作程序“玩耍”一番……我有时想起少年时期常见的“炸鸡肝”“炸鸡胗”，如今没有原料，只能想想罢了。有时买来活鸡，每当为之褪毛、开膛之时，每当鸡肝、鸡胗在握之际，刚有一点兴致，马上又想起血脂和胆固醇警告，于是“炸鸡胗”登时从脑海里被驱除了。但是，“一鸡三吃”的名声实在太大，作为一个蕴涵深厚的概念久久不散。一次，我忽然联想到自己的事业，想到了“做学问有无一鸡三吃”这么个问题。我翻阅着前几年的习作——那些“吹捧”京剧演员的文章剪报，明显都是写“他”，根本没有“我”（的感情、思想），这不属于“一吃”？“一吃”的结果往往是留不住的，我的剪报只薄薄一本，后来就懒得再剪了；但这“一吃”又是一切企图做学问的所无法回避的。必须从“一吃”的基础向上攀登，渐渐地，我写“他”时便注意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一来，被写出的“他”中便含有“我”，是为“二吃”也。我第一本集子《京剧100题》，大体就这么搞出来的。然而还有“三吃”，几年前我就着手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梅兰芳，今年终于脱稿付排的《梅兰芳与20世纪》，就是从身处九十年代里的我（们）这一代学人的视角，去回望本世纪上半叶的梅，去回望梅所负载的传统文化。这本书与其说是写“他”（梅兰芳），不如说是写“我（们）”。梅先生以及围绕着他的纷纷扰扰的人和事，都要纳入此书的系统之中，“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区别与饮食操作中的那一只活鸡，我在“三吃”阶段遇到的麻烦，就是梅先生早期做的事情，以及他周围的环境，都已经濒临于“死”，我得通过向当事人调查，通过翻阅当年资料，使之一点点地在“我”心中复活。但是，做学问也有强似吃鸡的地方，那就是生活中的“一鸡”在“三吃”之后，就“一去而不复返”，想再吃您得再掏钱；而我（们）做学问的，生活之“鸡”则是一辈子“吃”不完的，甚至是子子孙孙也“吃”不尽的。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