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子成龙”的挽歌

那个秋子,是个高二学生,因为会考两门不及格,打开煤气自杀了。

秋子的妈妈也像中国大部分家长那样,节衣缩食,风里来雨里去送女儿学钢琴,上各种培训班,一心要把女儿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人。她不能容忍女儿有一点点惰性、一点点娇气、一点点落后,要是女儿有一处做不到便施以严厉的惩罚。当秋子到了十三四岁的“反叛”年龄时,母女间便开始冲突不断。冲突的结果是秋子常常被怒不可遏的母亲赶出家门。

那时候秋子的父母已经离异,被赶出家门的她要么在深夜的街头徘徊,要么去找爸爸。她想跟爸爸在一起,可是连房子都没有的爸爸没法收留她。秋子只好住到姑姑家里。尽管姑姑对她很好,可是秋子总是摆脱不了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据同学讲,秋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孩,如果不是目前这种只认分数不认人的教育体制,不是这种不管孩子的具体喜好、智力的敏感区域等个体情况而用一把尺子衡量的标准,她也许会成为一位很不错的导演、歌唱家或者舞蹈家的。在学校组织的文艺演出中,有一次,秋子承担了大部分组织与排练工作,她自编自导,干得投入而得心应手,在那种场合,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自信的秋子。

但在课堂上,她再也自信不起来了。在只看分数不认人的老师眼里,秋子不是一个好学生。她常常因为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而万分尴尬,恨不能钻到地缝里藏起来,被老师当众骂为猪脑子、脑积水。她也因此常被喊到老师办公室训话,每回出来都眼泪汪汪。在这样的过程中,秋子作为人的尊严一次次被剥得精光。

就这样,她的自信一点一点被击碎,一到考试就紧张万分,对分数敏感到了恐怖的程度。每次考完试,她都如坐针毡掰着手算分,晚上经常做噩梦,常常一脸泪水一身冷汗地从噩梦中惊醒,但是这一切她从来都不跟父母谈起。后来,有个名叫涛涛的喜欢上她,她终于感受到了一些人间的温暖,却被父亲以“你的学习成绩本来就不好,还早恋,想不想考大学”为由强行终止了关系。

到了高二最后,她有三门功课不及格。她又一次被喊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告诉她,总成绩排在最后4名的同学,高三要分流出去,而秋子就刚好排在倒数第4名。分流就是留级或者转到职业高中,作为一个孩子,怎么能受得住这样的结局呢?

作为学校,也许不得不这样做,体制就是这样呀,高考升学率的指挥棒压倒一切,只有将那些没有希望的学生淘汰掉才能保证高考升学率,才能保住学校的名声。但对学生来说,这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吗?被牺牲的岂不成了大多数?那些失败者在他们的一生中也许再也摆脱不了失败的阴影,只能永远失败下去了!

结果,最后的会考她仍有两门功课不及格。秋子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吃了安眠药之后又打开煤气,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令她恐惧的世界,她以自己花季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望子成龙”的挽歌。

我想马月说的没错,要是秋子遇上李圣珍这样的老师,或许不至走上绝路。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纵使李老师可以救下秋子,她能救下成千上万的像秋子一样处在死亡边缘的孩子吗?

人类为什么要这些苦难呢?我们提起苦难的时候常常会联想到战争呀,饥饿呀,洪水呀,地震呀等等,但我觉得,在人类所有的苦难里面,最苦难的要算心灵的苦难、孩子的苦难了……

每个家长在内心都积累了许多这种事例,但是同样的事情仍然天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所有这些孩子的苦难都在指向一个本质性问题:我们的教育到底是拯救人,还是在摧残人?

但是,在我这样说的时候心里又很内疚,老师也有老师的难处,比如美国的班级一般只有二三十人,我们的班级五六十人甚至六七十人;而报酬,不要说美国,就说香港,小学老师的月薪相当于人民币四五万,比我们的年薪还要多出几倍。老师一个萝卜一个坑,累得精疲力竭。我儿子的老师就是这样,都尿血了,住院了,大家都去医院看她,没过几天又来上课了,第二天又累倒在楼梯上。

儿子说:我们某某老师想当蜡烛,燃尽自己,照亮别人。你想想,人那样多,课那样多,薪水那样低,身体那样不好,怎么能讲好课呢?就这样,学校还不满意,各种各样的招数,规则呀,名次呀,分数呀,逼得老师只好占课,这节课还没上完,那节课的老师已经在门口站着了。儿子说:妈妈,你知道我现在在练什么功?我感到好笑,问他练什么,他说练憋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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