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秋子，是个高二学生，因为会考两门不及格，打开煤气自杀了。
秋子的妈妈也像中国大部分家长那样，节衣缩食，风里来雨里去送女儿学钢琴，上各种培训班，一心要把女儿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人。她不能容忍女儿有一点点惰性、一点点娇气、一点点落后，要是女儿有一处做不到便施以严厉的惩罚。当秋子到了十三四岁的“反叛”年龄时，母女间便开始冲突不断。冲突的结果是秋子常常被怒不可遏的母亲赶出家门。
那时候秋子的父母已经离异，被赶出家门的她要么在深夜的街头徘徊，要么去找爸爸。她想跟爸爸在一起，可是连房子都没有的爸爸没法收留她。秋子只好住到姑姑家里。尽管姑姑对她很好，可是秋子总是摆脱不了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据同学讲，秋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孩，如果不是目前这种只认分数不认人的教育体制，不是这种不管孩子的具体喜好、智力的敏感区域等个体情况而用一把尺子衡量的标准，她也许会成为一位很不错的导演、歌唱家或者舞蹈家的。在学校组织的文艺演出中，有一次，秋子承担了大部分组织与排练工作，她自编自导，干得投入而得心应手，在那种场合，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自信的秋子。
但在课堂上，她再也自信不起来了。在只看分数不认人的老师眼里，秋子不是一个好学生。她常常因为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而万分尴尬，恨不能钻到地缝里藏起来，被老师当众骂为猪脑子、脑积水。她也因此常被喊到老师办公室训话，每回出来都眼泪汪汪。在这样的过程中，秋子作为人的尊严一次次被剥得精光。
就这样，她的自信一点一点被击碎，一到考试就紧张万分，对分数敏感到了恐怖的程度。每次考完试，她都如坐针毡掰着手算分，晚上经常做噩梦，常常一脸泪水一身冷汗地从噩梦中惊醒，但是这一切她从来都不跟父母谈起。后来，有个名叫涛涛的喜欢上她，她终于感受到了一些人间的温暖，却被父亲以“你的学习成绩本来就不好，还早恋，想不想考大学”为由强行终止了关系。
到了高二最后，她有三门功课不及格。她又一次被喊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告诉她，总成绩排在最后4名的同学，高三要分流出去，而秋子就刚好排在倒数第4名。分流就是留级或者转到职业高中，作为一个孩子，怎么能受得住这样的结局呢？
作为学校，也许不得不这样做，体制就是这样呀，高考升学率的指挥棒压倒一切，只有将那些没有希望的学生淘汰掉才能保证高考升学率，才能保住学校的名声。但对学生来说，这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吗？被牺牲的岂不成了大多数？那些失败者在他们的一生中也许再也摆脱不了失败的阴影，只能永远失败下去了！
结果，最后的会考她仍有两门功课不及格。秋子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吃了安眠药之后又打开煤气，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令她恐惧的世界，她以自己花季的生命，谱写了一曲“望子成龙”的挽歌。
我想马月说的没错，要是秋子遇上李圣珍这样的老师，或许不至走上绝路。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纵使李老师可以救下秋子，她能救下成千上万的像秋子一样处在死亡边缘的孩子吗？
人类为什么要这些苦难呢？我们提起苦难的时候常常会联想到战争呀，饥饿呀，洪水呀，地震呀等等，但我觉得，在人类所有的苦难里面，最苦难的要算心灵的苦难、孩子的苦难了……
每个家长在内心都积累了许多这种事例，但是同样的事情仍然天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所有这些孩子的苦难都在指向一个本质性问题：我们的教育到底是拯救人，还是在摧残人？
但是，在我这样说的时候心里又很内疚，老师也有老师的难处，比如美国的班级一般只有二三十人，我们的班级五六十人甚至六七十人；而报酬，不要说美国，就说香港，小学老师的月薪相当于人民币四五万，比我们的年薪还要多出几倍。老师一个萝卜一个坑，累得精疲力竭。我儿子的老师就是这样，都尿血了，住院了，大家都去医院看她，没过几天又来上课了，第二天又累倒在楼梯上。
儿子说：我们某某老师想当蜡烛，燃尽自己，照亮别人。你想想，人那样多，课那样多，薪水那样低，身体那样不好，怎么能讲好课呢？就这样，学校还不满意，各种各样的招数，规则呀，名次呀，分数呀，逼得老师只好占课，这节课还没上完，那节课的老师已经在门口站着了。儿子说：妈妈，你知道我现在在练什么功？我感到好笑，问他练什么，他说练憋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