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曼的指控引起了媒体很大的兴趣。弗里曼接受报刊的采访，参加电视访谈，四处发表演说，变成了公众人物，得到了很大的支持。但是学术界的反应则截然不同。1983年，弗里曼《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一书出版后不久，美国人类学联合会即通过决议，认为该书“写得很糟糕、不科学、不负责任和误导”。此后许多人类学家都出来批驳弗里曼。弗里曼在学术界显得很孤立，但这并未动摇其决心，把这归咎于人类学界主流意识形态对他的打压。《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在1996年再版时更名《玛格丽特·米德与异端》，他干脆以受迫害的异端自居博取媒体的同情。
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弗里曼有意等到米德死后再发表其著作，使得米德无法做出回应，这样做很不地道。这个批评不太公平。其实，弗里曼早在1971年就想在美国发表其著作，但被出版社拒绝。1978年，弗里曼曾将书稿寄给米德，当时米德身患胰腺癌，没有给回应，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更多的批评针对的是弗里曼的依据。弗里曼认为米德的调查结果不符合他自己在萨摩亚所做的调查。但是弗里曼是在米德调查的15年后才抵达萨摩亚的（1940－1943），此时在传教士的影响下，萨摩亚的文化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萨摩亚人改信基督教，接受了与当时的美国人相同的性道德观。而且，弗里曼调查的地区与米德的并不相同。但是弗里曼在批评米德时，却没有考虑由于地区和时代的不同所可能产生的差异。此外，弗里曼也没有考虑他和米德做为采访者的差异：做为一个中年男人，年轻妇女未必愿意坦率地向他讲述自己的性经历，年轻而瘦小的米德则更容易获得同龄萨摩亚妇女的信任。即使是弗里曼自己的调查结果也表明在当时萨摩亚年轻人在性方面相当开放：20％的15岁萨摩亚人、30％的16岁萨摩亚人和40％的17岁萨摩亚人有过婚前性行为。
弗里曼为了写作批评米德的书而对米德的采访对象重新采访时，这些采访对象已从十几岁少女变成了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并成了基督徒。一个改信基督教的萨摩亚老人不太可能会承认自己在年轻时的放荡行为。弗里曼的明星证人法阿普拿阿是个高级女佣，按照信基督教的萨摩亚人的道德准则，她必须守住贞洁。虽然弗里曼相信年轻的法阿普拿阿欺骗了米德，但是也有可能是年迈的法阿普拿阿欺骗了弗里曼。
弗里曼把对他的批评全都视为米德的崇拜者的反击。其实许多为米德辩护的人类学家，对米德采用的调查方法和得出的结论都颇有微词。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做为一部通俗著作，其写作方法本来就不像学术著作那么严谨，而且做为文化人类学的开创性研究，在现在看来也存在许多不足。但是把这些不足简单地归为受骗，则未免荒唐，虽然这么做容易获得媒体的青睐。在弗里曼发表他对米德的攻击的同一年，人类学家理查德·古德曼（Richard A. Goodman）出版《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个不同观点》，同样是在批评米德对萨摩亚的研究，但是它太学术化，笔调太温和，因此没有引起媒体的任何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