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我们目前可以相当确定，国家形式的出现是由于社会对它有实际需求。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改变了四处游荡的游牧生活，私有财产变得重要起来。国家形式的演化而出，可能是作为组织社会以使资源开发与分配最大化的一种手段，因为当人们不再四处迁徙后，资源的获取便开始局限于固定区域。而且，国家的工具（法律和政府）可用于界定、保护和转移财产。然而在早先的时代，哲学家和神学家则采取一些更具政治强制性的途径来解释国家起源，以利于使公民的忠诚度最大化。这些神话里头或许有一些真实的成分，但大多数显然都是谬误，甚至是荒诞不经的。然而不管真实与否，这些理论都曾让人们深信不疑，并曾激发起人们的政治行为。以下我们将探讨几个最重要的国家起源论。
自然说
政治学之父亚里士多德是国家起源自然说（natural theory）的先驱。他相信人应该始终追求道德的完美；虽然人类可能从来无法达至道德完美的境界，但追求该目标，是人所追求的最高贵目标。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天生是社会的存在；换言之，人会自然地聚集在一起，并且彼此互动而形成社群。这种群聚现象的发生，不仅仅是基于生物上的需要，事实上，社群是人类实现的必要条件。而国家则是正式的人类社群组织。国家的形成是人们互动的自然倾向所产生的结果。亚里士多德坚信，国家是社会的自然环境，因此他宣称：人只有生活在国家之内才能够成其为人；未生活于国家内的个体，“不是禽兽便是神”，国家是让人成为真正的人的唯一环境。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国家是核心机构，它不仅是人类互动的自然倾向的展现，也是个体达到道德完美的媒介。雅典最受景仰的政治家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理念，他说：“只有我们雅典人将那些对公共事务不感兴趣的人视为无用的，而不是无害的。”
对古希腊人而言，国家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它还具有极为重要的特征。当个体因互动而组成一个国家时，这个国家实际上比任何单一的个人或团体都要崇高。国家是独立于其所管辖的人群以外的一个实体，它拥有自己的生命、权利和义务。这种国家有机论（organic theory）后来得到各方人士——例如托马斯·阿奎那、卢梭和墨索里尼等——的支持。而现今的左派，也时常提及有机社会。
武力说
武力说（force theory）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学派的思想：否定论与肯定论。最早的学派是否定论的，可追溯至远古时代。根据该理论，国家是由征服与武力所创造的；它源自强者对弱者的武力压制。因此国家是一件邪恶的事物，可以用正当理由来加以抗拒。可想而知，数世纪以来这种看待国家的否定态度，一直是革命团体的教义，例如早期的基督徒抵抗罗马帝国，中世纪的神学家试图让世俗权威臣服于宗教权威，乃至民主斗士身先士卒反抗君主专制等等。
武力说的肯定论发展于19世纪的德国。直到19 世纪末，意大利和德国始终因为国内的政治分歧和国外的压力，无法统一成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单元。然而，自拿破仑战争以来，一种民族主义精神逐渐在德国孕育，并由于其倡导者遭遇的挫折而日益高涨。
国家起源武力说的肯定论主要是由黑格尔和尼采所提倡的，他们的理论构成了现今所谓的国家主义（statism）的基础。他们声称，国家实际上是由武力所创造的，但武力并不是一件邪恶的事，而是使国家变得威严的特征。我们不仅不应该逃避武力；相反的，我们应该视其为社会的主要价值。正如尼采所说，武力本身即为其存在的正当理由，因为“强权即真理”。国家是强者凌驾弱者的权力的制度化，而且它仅是依照事物之应然来加以安排。根据这些理论家的说法，弱者应受强者统治；所有的自然事物都凸显出这种优先性。
一些黑格尔和尼采的追随者主张，国家是最强大的人类组织形式，因此它高于一般道德或伦理的约束，同时也比任何个体更崇高。它不受诸如个人权利这类无足轻重的事物所限制。（在第五章中读者将会看到，18世纪的爱德蒙·柏克也持有相似的国家优越于个人的观点。）虽然无论黑格尔还是尼采都不会赞同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但他们的武力证实行动的学说，却被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用来追求自己的目的。在第十章中我们将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些19 世纪哲学家的理念，此处要指出的是，这种有关国家起源的武力说，可能是最极端的民族主义例子。它将国家置于个人之上，并且赋予政府一种任何个人或团体都无法与之平起平坐或超越其上的地位。因此制度本身拥有独立权力，处于其下的人民是不能加以过问的。国家是自足的存在，它本身是一个有机的个体，它是全能的、无所不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