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副教授 胡泳
我第一次读到玛格丽特·惠特利的《领导力与新科学》，是20世纪90年代在瑞士学习管理学的时候。那时，初见有人把领导力与新科学这两个似乎毫不沾边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既感到新奇，又觉得颇为困难。她先是解释量子物理对组织实践的意义，然后追寻生物学和化学对生命系统的影响，最后论述了混沌理论与新秩序的创生。这些科学概念并不易懂，也不易转换到商业语境中。
直到后来，我从系统学习西方管理学典籍转到汲取我国古典文化营养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发现了理解惠特利著作的钥匙。惠特利以新科学为表，实则在质问西方自牛顿和笛卡尔以来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诸如：把世界看成一部没有生命的大机器；把个人劳动者商品化；过于强调科学客观性和科学管理；等等。
我当时读的是英文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原书出版这么多年后，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啻为一件幸事，因为从作者写的中文版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东方文化对其领导力和组织研究的影响。作者说，源于“新科学”的关于领导力的新观点，“根本算不上新观点。只有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它们才是新的”。
承认新科学的古老性，意味着把关系、传统信念、团体和和谐带回到一个现代化的、机械的、技术驱动的世界；意味着通过智慧和合作而不是以往的蛮力，为混乱的现实创造新的解决办法；意味着牢固地树立这样一种认识——是合作让生命变得更加繁茂，而绝不是竞争；意味着懂得混沌相对于秩序的必要性，无论是在生命体内还是在一个组织中，混沌都并非坏事，而是建立秩序的必经之路。
可能你会问，量子物理、生命系统、混沌理论这些东西，与中国的古老文化怎么能扯上关系？原因无他，“新科学”打破了西方人固有的“机械论”倾向，即习惯于从元素的角度来探察结构，强调研究不同实体之间的机械联系；暗合中国人朴素的“系统论”倾向，即习惯于从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元素，注重研究整体架构中的功能关系。惠特利说：“新科学与牛顿科学的一个最大差别是：前者关注整体，而后者关注部分。”又说：“在量子世界里，关系是决定万事万物的关键要素。”如此看来，西方人的新科学，不就是我们的旧哲学？
领导力与新科学推荐序二 量子世界中的中国智慧试观察人类把握世界的两大“思维结构”——西方重“因果”，中国倡“阴阳”。“因”与“果”是两种彼此外在、相对独立的元素，“因”不依赖于“果”而存在“果”一旦由“因”产生出来，也同样具有独立自存的属性；前者对后者的制约和影响是外在的、历时的、单向的。而在注重“阴阳”关系的中国人看来，“阴”与“阳”构成并服从于统一的矛盾结构，“阴”不能离开“阳”而单独存在，“阳”离开了“阴”也同样失去了其自身的意义，二者之间的制约和影响是内在的、共时的、双向的。
以有果必有因的思维线索向上推论，西方人便不得不为感性的现实世界找出一个最初的创造者。所以，在牛顿科学中，世界被看做一个因“上帝第一推动”开始运转的机器。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必然朝着熵增加的方向发展，为了扭转衰败的进程，必须为生存而不断抗争。出于对因果关系的强烈偏好，在管理上，西方首先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进行精明的预测和控制。认定这些部分存在无休止的冲突，怀着控制的梦想，管理者以为自己有能力将混沌从生活中赶跑。
而以“阴阳”思维来思考，世界不是机器而是生命。在生命世界里，重要的不是控制，而是动态的联系。任何事物都不能独立存在；混沌和毁灭是生命循环的一部分。组织也是生命系统，具备所有生命都拥有的适应和生长能力。由此，需要关注组织当中的人，关注他们的意图、尊严、情怀和价值，因为这些都是强化关系所必不可少的。
然而，我必须说，我不想在管理学和领导力的问题上，重复在其他领域一再出现的陈词滥调，说中国文化曾经是、今日依然是如此美妙，可以治疗西方患上的要命疾病——这种说法对中国人没有半点好处。正如作者在中文版序中诚恳指出的，以关系为导向的社会不易创新，而且，由于后发现代化的缘故，当西方社会的新科学已经放弃讲述如何控制大自然，而开始探讨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候，我们却在反其道而行之。在此，我想说的只是，对西方人来说，从整体的角度认识世界是一项新的技能，而这项技能从来就包含在我们中国人素有的智慧之中，我们其实无须舍近而求远。
古苏菲教义说：“你认为，你知道一，所以你一定知道二，因为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你还必须知道‘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起，我们忘记了中国式的“加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