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3)

2001年1月,中央电视台《对话》、《经济半小时》栏目播出对吴敬琏的访谈,吴敬琏谈了对股市的一些看法,其间谈道,“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这里呢,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由此联系到之前一年,吴敬琏曾就“基金黑幕”一事发表了鲜明观点,坊间将这一系列并非“正面”的言论概括为“赌场论”。

赌场论是中国股市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信息不对称是股市的常态。这个缺陷成为某些利益集团影响市场、操纵股价的工具,加之监管漏洞的存在和众所周知的腐败因素,使得内幕交易得以在这样的土壤下生长。

内幕交易者是潜伏在证券市场中的“扒手”,他们在牟取不当暴利的同时,制造不公,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动摇资本市场的基石。因此,许多国家都在不断加大对此的打击、制裁力度。

由于西方国家的法制观念已经培养了数百年,监管体系比较系统和完善,上市公司竭尽全力为股东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炒概念、讲故事、言而无信、内幕交易等现象并不容易发生。比如,某某股票上涨之后,上市公司出台了利好消息,那么,监管部门就可能深入调查,那些利用信息优势牟利的人将受到法律极为严厉的惩罚。而在中国,有的股票连拉了几个涨停之后,利好消息出来了,不少人投以羡慕的目光,遗憾自己没有提前知道相关消息。

市场的错位已经把投资者的心态扭曲到了如此地步!

有时候不能不感叹,不同的制度环境,培养了不同的公民,也培养了不同的思维、行为方式。当下的中国,投机之风弥漫,缺少脚踏实地的敬业精神,与这种体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然,怨言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所有好的机制都是靠每个人的努力推动的,而不是等来的。

以制度打击内幕交易

其实,内幕交易行为并不难追查,关键是制度。

比如,中国市场存在着较多的重组行为,一些提前掌握非公开信息者(如公司高管),可以提前通过他人账户布局,潜伏下来,而对其他人则严守秘密,股价未曾出现明显异动。然后,等重组信息公开后,股价连续上涨,潜伏者获利了结。

这种内幕交易形式比仅仅借助信息获取时间差牟利的行为更为隐蔽,获利更多,危害也更大。因为,公司的高管可能为了事先潜伏账户的收益而盲目重组,这种重组由于是拿公司的规划、股东的资金来满足个人私利,重组的质量往往非常糟糕——当然,这也不是内幕交易者最关心的。

尤其实行股改以后,上市公司及其高管的利益与股价更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上市公司讲故事、制造各种题材的冲动更加强烈,一些缺乏责任心的高管往往只求短期效应而忽略实质性效果,许多投资打水漂与此不无关系。

因此,我曾经撰文建议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内幕交易行为,不仅要关注股价的异动,也应关注重组等的实质性效果,对于明显有违常识、造成重大损失的重组,可重点监督,看重组、投资前后,伴随着股价的大起大落,是否存在内幕交易。

但是,制度缺陷决定着,在中国,股市要想走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正规程度,要经过一个十分曲折和痛苦的过程。这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人们常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公民,其实,有什么样的公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靠的从来都不是惰性十足、奴性十足的劣根性,靠的是积极的推动,靠的是进取精神和不懈的追求。

货币危机的源头

有一点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如果货币超发,终归是已经发出来了,无论它在哪里,它都是真实存在的。与其手忙脚乱地去控制物价,不如从源头上控制住货币超发的闸门。毕竟,价格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货币问题。

货币超发必然引发通货膨胀。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对于未来货币泛滥存在着巨大担心。经济学家们认为,过去十年M2已增长450%,继续增大的话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人民币大幅贬值、泡沫升腾,甚至严重的金融危机。

中国社科院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经济体制不一样,对货币供应量的容忍度也不一样,指标缺乏可比性。但一般而言,经济学界一般采用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来衡量货币是否超发。目前来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货币供应量和GDP的比值在1以下,而新兴市场国家则相对较高,货币供应量一般为GDP的1~1.5倍,超过2倍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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