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最大的火车站就像一个穿着西式服装戴着中式毡帽的庞然大物，既牛逼又傻逼地横亘在那里，不管你仰视它还是鄙视它，都无法忽略它的存在。它已经不像两年前第一次见到时那么气派了，有些地面已经塌陷，墙体也发生脱落，乱糟糟的广告如同靓丽堂皇的器物上的秽物。
潮水般的人群往站外涌动，被灾民似的人流撞得东倒西歪，还得奋力摆脱形形色色的粗暴拉客族。在出站大厅，密密麻麻地站立着警察和保安，鹰一样的目光搜寻着人群，密集地抽查旅客证件，穿制服的总是让人眼发晕腿发软，我问旁边一位河南旅友怎么回事，他反问我：“你买票没用身份证吗？”
“没呀。”
“那是你没赶上，查练功的。”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
“我也不知道。嗨，说得很严重，说是邪教。电视里不停地放。”
我心虚地经过他们的筛选，一出大厅，拥挤嘈杂燥热汗臭和汽车尾气让我几欲窒息。在北京站广场又是一番挣扎，再次汇入另一片乱糟糟的人山人海。我饿狗抢食一样挤上20路公交车。看着巍峨的楼群开阔的街道闪烁的灯海，我如同十九世纪初到巴黎的外省人一样局促不安。下了车，汗流浃背的我拿出地图对照着走，穿过那个人潮汹涌的地铁通道，进入凉爽的恒基中心，然后通过长安街地下通道，来到长安大戏院背后僻静的贡院胡同里的四川驻京办。这儿位置好，凭四川身份证可打折。对于异乡人而言，找到家乡客栈，听到乡音，吃到家乡菜，味觉上的认同就消弭了异域感，舒缓了紧张感，你也就获得了一种短暂而虚拟的安全感。
“没目的就不能来北京吗？从来没哪个旅馆让我填这玩意儿。”我很不想填“来京目的”那一栏。
“您第一次来北京吧？”那女子笑着问我。
“来过，前年还来过呢，住海淀那边一宾馆。”
“没让您填吗？我不信。”
“是会务组帮我登记的。”我想起来了。
“对吧，不是老乡为难您，规定不是我定的。”
“你说坏人来旅馆还会写下‘我是来犯案的’？居然有这种规定，我开眼啦。”我拿起笔来，飞速写下一溜字，“这理由正当了吧？”
“哈哈！”那女子笑得直不起腰，另一女子纳闷地拿起登记簿念了出来，“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啊——！”
“人们想念毛主席——不行吗？来一次首都我容易吗？全村都眼巴巴等我给他们带回好消息呢。”在众人的笑声中，我拿起身份证、钥匙、出入证转身进了电梯。
我踏进房间就像进了烤箱。这里正对西晒，赶紧打开电风扇，还是大汗淋漓。我锁好钱包和手机，取出拖鞋，来到楼下的公共浴室。只有一个男子在里面，我一声不吭地冲洗了一会儿，那个男人用普通话和我搭讪：“四川人吧？”
“啊。”
“旅游还是开会啊？”
“瞻仰伟大领袖遗容。”我随口而出。
他大笑起来，笑声古怪，像公公又像娘娘。我扫了一眼，斯文的中年男人，身子白得晃眼，如去了毛的行货。
“你身上好多毛啊！”他忽然说。
“嗨，我属猴子的，没进化完，嘢——，我直立行走了。”这无聊的地方，开开玩笑挺解闷。
他也大笑。突然，他一步上前：“哎呀，多雄性啊，好性感！”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搂住我，我吓得一退，呵斥道：“你干吗呀你？”
“我给你搓背吧，——我们互相搓背吧。小伙子好性感啊！”他叫道，一只手伸到我背上。我奋力甩开他的手，让他滚蛋。这个放肆的“同志”尴尬退后，讪讪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草草穿衣滚蛋了。
